抗大胶东支校的日子

　　1938年12月，山东纵队五支队司令员高锦纯找我谈话，要我到五支队所领导的胶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简称“军校”）去任副校长，该校校长由高兼任，副校长实际上要主持学校的日常工作。我当时入党不久，突然要我承担这样重要的任务，自觉力不能及。我向他提出自己没有经验，恐难以胜任。高司令员勉励我要勇敢担负起这一工作，并说：“你是学师范的，又当过小学校长，办教育应当是内行嘛。”看来，当时领导安排我做这个工作是有全面考虑的。于是，我凭着革命青年的热情，愉快地接受了这一工作任务，并决心干好它。
　　军校这时已从掖县城搬到掖南山区郭家店附近。郭家店是掖县通往莱阳城的重要集镇，军校驻于郭家店以西的两个村庄，西面靠着马山。这个山区是平（度）、掖（县）边区的大泽山区的一部分，胶东区委当时就住在西边，距军校三五里路。据说当时是想把马山山区建设成一块根据地，这里向南可以深入平度，向东南可以向莱阳发展。但是到了12月，日伪大举进攻胶东内地城市，我们的军队要抗击敌人的进攻，已无暇顾及向莱阳发展。

　　军校前任校长是丁光。我去后他调回司令部，不久调往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后来被派到太行区中共中央北方局党校学习。
　　当时军校的前任教育长阮志刚也调走了，他原名袁时若，是威海中学的教员。阮志刚调到《大众报》社任社长，前任政治处主任仲曦东和阮一起调到报社，任副社长（仲曦东原是“三军”四路政治部主任，曾是济南高中的学生）。
　　和我一起派到军校任教育长的是高锐。他原来是莱阳乡村师范的学生，抗战以后到延安陕北公学和抗大学习，毕业后回到山东，这时又派到胶东。他带来延安抗大一整套制度、教材、工作作风等，我们就是依靠这些来办学的。军校政治处副主任宋桂生升任政治处主任，他原是小学教员、莱阳地下党员。这时的军政教员只有一两个人。我去后正在了解情况，还没有正式开展工作。中共胶东区委决定移驻黄县城，要军校也随着去，并通知我带几个人先到黄县县城去看房子。我带着军校供给处两个人随中共胶东区委的大卡车去了黄县。 　　1939年1月，胶东形势紧张起来。平度之敌张宗援部的刘桂棠向掖县进攻。张之另一部赵保原则打起国民党旗号，经过掖县郭家店一带窜入莱阳。栖霞县国民党蔡晋康部大举进攻蓬莱县城。我军主力六十一团已被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调往鲁南。在日伪与国民党的东西夹击下，我军不得不分兵两面应敌。在这种形势下，胶东区委进驻黄县城，与专员公署靠在—起。五支队在蓬莱打退蔡晋康的进攻，高锦纯和蔡晋康还举行了一次“和谈”，又回到掖县，阻止刘桂棠的进攻。
　　我到达黄县后，找到胶东区委王文同志和宣传部长林一山。他们告诉我，区委决定军校改由区委和五支队双重领导，由林一山兼任校长。军校的任务也兼训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并指定军校驻到县城的孔庙里，归胶东区委领导（五支队当时不在黄县）。
　　不久，军校全体人员由高锐和宋桂生同志率领，经过行军也到达黄县。孔庙里大部分房子是空的，只有大殿里还有不少泥像。我们进驻后，就把大殿改造成一个礼堂。
　　约在1939年1月，胶东区委根据当时紧张的形势，决定将胶东公学（简称“胶公”）与军校合并。胶东公学是属于专员公署领导的一个民间中学，1938年下半年创办，学生有三四百人，多是黄县人。“胶公”的校长赵野民原是威海中学的教员，和阮志刚一起参加革命。胶东区委考虑，敌人的进攻将转移到山区，这样的民间中学不适于战斗环境，所以要他们合并到军事性质的胶东军校来。对于原来“胶公”的学生，胶东区委决定尽量动员他们参加军校，实在不愿意干的就劝其退学，教员也是如此。由于“胶公”的领导没有对学生进行积极动员，而军校派去“胶公”商量接收校舍、校产的同志态度又比较生硬，加上学生中有些坏分子一鼓动，说军校要吞并“胶公”，结果学生大部分散掉，只动员到几十个人参加了军校。事后，我和赵野民都受到胶东区委的批评。后来，胶东地区又办起一个“胶东公学”，还是由赵野民任校长。 　　和“胶公”合并的最大收益是合并过来不少教员，这时军校的教员数量是最多的。这期间，军事和政治教员有下列同志：
　　杨介人，军事教员，曾经当过吴佩孚军队警卫营长，同北伐军作过战。“三军”二路起义后，他参加革命。因为他是一个旧军人，二路整编时，部队觉得不便给他分配工作，就把他派到军校来。经过后来工作锻炼和考验，我们觉得此人虽是旧军人出身，但没有兵痞流氓习气，很有训练工作经验，也有战争经验，所以他后来成为军校中的军事教学骨干。
　　裴宗澄，军事教员，抗战以前在国民党掖县公安局当巡官，后来参加掖县我军“三支队”。“三支队”改编为六十二团时，他曾任营长。后来部队缩编（撤出蓬、黄、掖后，部队有很大减员），他在三四月间被派到军校当军事教员，九十月间又被调回当营长。

　　刘云鹏，军事教员，曾在抗大学习，后从延安回到山东工作。因为是诸城人，他坚持要求到胶东工作。领导上虽然答应他的要求，但考虑到他曾在国民党军队刘珍年部（曾驻烟台）当过军官，所以没有派他到部队去，而是分配他到军校教书。刘云鹏是继高锐之后来军校工作的又一个抗大毕业的干部，他也带来许多教材和歌曲，并向我们介绍了许多延安和抗大的新闻。
　　丛鹤丹，济南高中的学生，参加过“民先”，原来在“三军”四路政治部宣传科工作，后来调到军校当政治教员。
　　还有几个人是从“胶东公学”合并过来的：
　　王卓青，原是我在济南师范时的英文教员，抗战以后来到掖县他妻子家里，参加掖县“三支队”，后分配到“胶东公学”当教员。
　　林雅琴（女），王卓青的爱人，原是小学教员。
　　张秀珩（女），五支队宣传科长罗竹风的爱人，大学生，黄县人，原是黄县中学教员。
　　迟健民，大学生，和罗竹风都曾在青州当过中学教员。迟是蓬莱人，参加了“三军”二路。二路整编后，他被分配到“胶公”工作，因为腿脚有残疾（腿瘸），身体情况不适宜随军活动，故于1939年秋冬季调出军校。1940年前后，地方又办起一些中学，他被调到蓬（莱）黄（县）联中工作，在1942年“大扫荡”中牺牲。
　　李绍颜，大学生，黄县人，原是黄县中学的教员。虽然是地主家庭出身，但表现挺好。
　　这几个人到军校以后都当了政治教员，因为军校没有文化课。赵野民没有合并过来，他留在专员行署工作。当时军校的这些教员，除裴宗澄以外，好像都不是党员。
　　约在1939年2月，伪军刘桂棠占领掖县县城，紧接着又向黄县县城发起进攻。这时县城里只有胶东区委、专署和少数武装，再就是军校。此时，专员曹漫之负责全面部署城防工作，军校也归他指挥。军校当时只有大约二三十支步枪，还搞来一些土枪土炮。听说掖县失守以前，敌人派来许多特务混入城内，所以黄县曾搞过一次紧急戒严、清查人口，县城人家很多，军校全体出动参加清查工作。敌人进入黄县境内之后，专署布置了撤退工作，让我们组织一个小分队担任部分掩护工作，并准备实行“焦土政策”。我们领来几桶火油，准备烧掉划分给我们的几条街道。在撤退的当天早晨，军校大队由高锐率领，随胶东区委和专署机关撤退，并组成一个土炮队做掩护。另外将持步枪的学员组成一个排由我带领，根据专署发出的命令开始点火，大火只烧光了我们驻扎的黄县中学。当火烧到民房时，老百姓就出来给扑灭了。此时城外的枪声响起，我们奉命撤退。
　　开始转移到蓬、黄南部的山区。不久，蓬莱城也失守。军校跟随胶东区委连续行军，向南经过招远进入莱阳。专署留在蓬、黄一带组成了北海指挥部，由曹漫之主持，继续坚持该区的斗争。招远那时候被国民党顽固派徐淑明的部队盘踞，我们就驻扎在招远莱阳边境的北泊村（在莱阳城西北，距招远不足十里路）。胶东区委驻在北泊村以北一二里路的张格庄，《大众报》社驻在北泊村以东二里路的石庙村。以后五支队机关也到这一带来了，驻在张格庄以北一二里路的山后村。
　　当时胶东我军所据有的三个完整县和县城都已失守，机关从城市搬到山沟，有些思想动摇分子逃跑了，部队有较大减员，军校学员中也有个别逃跑的。这次从蓬、黄、掖的撤退，是对我们这些知识分子的一次严峻考验。
   
　　军校从1939年二三月到九十月间，一直驻扎在北泊村，时间较长，这与当时的形势有关。日寇虽然利用刘桂棠占领我们几座县城，但他暂时还不能分兵控制广大乡村，也无力进行“扫荡”。刘桂棠除进攻我蓬、黄、掖三县以外，还攻占了国民党军队盘踞的招远、栖霞、莱阳三座县城。这些国民党顽固派在敌伪的进攻之下，不得不请求我军的帮助。当时曾成立“胶东抗日联军”，却推举由汉奸“反正”的赵保原任联军司令。在所谓的“联合作战”中，我军在黄（县）招（远）一带给刘匪以沉重打击，又单独攻克栖霞城和莱阳城，国民党军队却按兵不动。刘桂棠在我军打击下，向鲁南狼狈逃窜，在逃命途中，他又突然宣布“反正”，成为国民党的“师长”。我军攻克的两座县城都交给了国民党。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在招（远）莱（阳）边区得到一段时间的“稳定”。
　　在这期间，又有两个刚加入到五支队，一是从国民党鲁东行署拉过来的六十五团，该部队原为我党党员和一些进步人士在胶县、高密一带发动的武装，于1938年底至1939年初开到黄县编入我军，但不久其第一营又叛变投敌。另一部队是我军七、八支队，被山东分局调往鲁南时，有一个团不愿去，回到胶东，经批准被编为五支队的六十四团。不久，这些部队都被整编，连同胶东原来的部队（六十一团已调鲁南）一共只编成两个团（十三团和十五团）。部队虽然缩编，但充实了连队，战斗力反而提高了。以后又成立十四团，是个小团编制。
　　此时军校与五支队的联系不密切，主要由胶东区委直接指挥。胶东区委对外称“后方司令部”，设有军事部，管理地方武装工作，也负责胶东区委、报社和军校机关的军事指挥。我自从离开掖县城至1939年春，很少回五支队政治部。有一次见到高锦纯，我向他报告军校到黄县以后及撤出的情况，并说明林一山兼任校长的情况。他当时表示不以为然，说胶东区委讨论军校的问题时曾经这样说过，可也并不是要把军校变成地方性质的学校。他因为不便把领导层的争议向下边讲，所以就没再说什么。
　　军校因为受胶东区委领导，所以经常参加胶东区委的一些会议，听一些报告。1939年春，我在胶东区委的会议上曾见到于洪锦，这时他已担任北海地委（或工委）书记，和曹漫之一起工作。我当时觉得他的职务提升得很快，但也没有打听他的工作情况。不久，胶东军队和地方的一批领导干部调到上级部门，有的去延安，说是参加“七大”；有的到上级学习；有的去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工作；还有的因历史问题到上级去接受审查等。当时先后走的人有吕志恒（又名吕其恩）、宋澄、宋竹庭、于眉、郑耀南、张加洛、丁光等。于洪锦也去延安了。1945年，我在东北安东市见到吕志恒，他告诉我于洪锦在延安整风时被隔离审查，其间病逝。
　　军校内部组织到北泊以后已经比较完备，主要是从学员中调出一些人做机关工作或担任学员大队的干部。校部有政治处，下设组织股、宣传股和锄奸股，各股都有两三个干事。组织股长起初是屈夫，屈不久因肺病逝世，继任者是王直夫。宣传股长是宫大非（现改名宫达非），他和王直夫于1939年夏秋之际调往山东纵队的干部学校。锄奸股长好像是丁剑萍。校部的供给处负责物资供应厂的工作，处长叫迟骥。学校的军政教员都归教育长领导。校部还有个卫生所，所长张燕。校部有两个秘书，一个叫孙觉（后来曾接替迟骥担任过供给处长），一个叫孙烈焰（后来改名孙列岩）。
　　军校的学员分别来自部队和地方，后者占多数。当时我们还在《大众报》上刊登广告招生。1939年初，向军校介绍学员的手续不够严格，各团司政机关和各县的党政机关、群众团体都可以直接向军校介绍学员。后来手续逐渐正规，部队的学员都统一由五支队政治部组织科调来；地方的学员都由胶东区党委组织部、后方司令部或青救会、妇救会的总会统一介绍，但也还是不够严格。

　　学员主要是一些小知识分子，入校后即编为大队（连）。每期一两个大队，三四个月为一期即毕业，有时未毕业的学员也往往调出分配工作。毕业的学员都统一颁发油印的《毕业证书》，证书是照抗大的格式印制的。毕业的学员多数分到部队工作，少量从事地方工作。到部队工作的，都由学校介绍到五支队政治部组织科；到地方工作的，则介绍到胶东区委组织部。我也记不清我在校时一共训练了几期学员，因为各个大队毕业的时间不一致，所以大队的数目有时多有时少，一般保持三五个大队在校。大队以下分中队，中队以下设班，大队设大队长、政治委员，中队设中队长、指导员，都是学校分派的干部（也是从毕业学员中抽调的），班长由指定学员担任。女生人数较少，一般是编为一个中队或一个班，附属于某一大队，但干部配备较多些。学校还曾专设过民运大队，专门训练地方工作干部。所有学员都穿军装，入校即视同入伍。
　　这一时期，从文登、荣成、牟平一带（后来这一地区称为东海区）曾陆续有许多人到军校学习。此时该区已无我军活动，完全被国民党军队控制。但我党我军在这一带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有很大的政治影响，所以经过我军驻该地区的办事处（曾驻于文登县葛家集）或地方党组织的介绍，有许多青年跑来参军。他们一般都由我地方交通员带领，开始还是成群结队地公开走，后来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阻挠和拦截，就分散成少数人夜间行动。这些学员在学校一般都表现较好，当时部队中也有这样的反映，喜欢要东海地区的战士。
　　学员大队的干部经常调换。我记得有刘岩、黄仲哲、宋锡候、冯尚贤、赵恕、王素之、杨西萍、原野、李次哲等。在女生队（班）工作的有徐林、徐平、张青松、张励（原名史点水）等。
　　当时学校的教育也是按照延安抗大的做法，以政治教育为主。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和《论新阶段》传到胶东后，都列为专门课程进行教育。此外着重讲《政治常识》和《中国革命问题》，这两门课程也有从延安带来的小册子作为教材。军事教育有《游击战术》和武器使用、构造等，还有制式教练和战斗教练。当时军事教育完全由高锐负责，政治教育则由我多管一些。我也直接讲课，毛主席著作课多由我、高锐和宋桂生同志担任。除了我们自己讲课以外，还请胶东区委的一些领导干部作报告，林一山常来讲政治形势，还请一些同志讲“群众工作”“工作方法”等。
　　在担任教学工作中，逼着自己非读书不可。为了备课，我找到一些马列主义理论书籍，生吞活剥地读过，但至多只是懂得其字面的意义，根本不能联系实际斗争，也不知道如何联系。那时的学习态度就是为了增加知识，完全是教条主义的。至于我和各个教员对学员讲课，也是自由主义的，各人自己备课，没有集体研究，各人按自己的理解去讲，也没有检查、总结和研究如何改进。
　　学员只凭听课和记笔记，没有统一印发教材，有些教材印发过，也不能做到人手一册。课后讨论都由大队、中队政工干部主持，主要是复习性质，讨论中提出的问题只在下次讲课中附带讲讲，很少专门解答。有些学员文化水平很低，只能跟着听讲，课余就自学文化。上课大都是在村外树林中，席地而坐。

　　当时按照胶东区委的指示，在军校中大量发展党员。有些学员入校两三个月即可被吸收入党，主要是抗战坚决、能起模范作用、能吃苦耐劳就可以。当时入党的手续很不完备，一般只一个介绍人，也没有规定候补期，但都是个别吸收，都填写《入党志愿书》，并举行入党宣誓仪式。在学员大队中，大队政委兼任党支部书记，负责进行党的工作。在校部，由政治处领导这项工作，政治处组织股负责这方面的业务。党员调走时都开具介绍关系的证明信，但当时因战争环境转递不便，都是由本人携带。1939年上半年党的组织还不公开，但也进行一些党的活动，如开小组会、上党课、党员汇报、发展党员等。支部大会一般很少开，党课主要由宋桂生同志负责讲《党的建设》。因为要进行这些党的活动，所以谁是党员在学员中也就很清楚了。到1939年下半年，党的组织就公开了，入党手续也较过去完备，已经开始规定要有候补期。原来入党手续不完备的党员，约在1940年到1941年，根据山东分局的规定，都进行过“完备手续”的工作，需要增加介绍人和规定候补期的，也都按规定办理了。
　　在1939年春季，学校中还有“民先”活动，什么时候停止的已经记不得了，后来才改成“朱德青年队”。
　　当时在党的干部中就分发和阅读一些党内文件，有山东分局的，有胶东区委的，大部分是工作总结性质或讲解形势与任务的，当时还看不到中央的文件。约在1939年，胶东区委开始出版发行党内刊物《斗争生活》（起初是油印）。
　　吸收教员入党比在学员中发展党员更慎重一些，因教员多数家庭出身不好，有的人历史复杂，而且他们不像学员那样有“集体生活”以便于考验，所以在教员中发展党员大致在1939年夏秋季才开始。他们当中除了迟健民外，都陆续吸收入党了。张秀珩于军校到达北泊不久就调走了，所以她没有在军校入党。这些教员入党，多数是由宋桂生、高锐和我做的介绍人。
　　学校的各大队和校部都有“救亡室”的组织，就是俱乐部。“救亡室”常组织一些文化娱乐活动，并出刊墙报。校部的“救亡室”也组织干部和教员唱一些革命歌曲，有时还组织演戏。我记得曾经从旧杂志上找到一份苏联的剧本，由我把人物、情节修改成抗日战争中的故事，组织教员上演过一次。我自己也参加演出，当一个没有台词的“跑龙套”的角色。我和教员们都参与写稿子，刊在“救亡室”的墙报上。
　　这时《大众报》仍出铅印版。阮志刚同志常约我写稿子，我曾写过两篇政论性的文章，记得其中有一篇是批驳“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此外，军校当时在《大众报》上还辟有一个《军校生活》副刊，出过好几期，主要是宣传军校学习的情况，以号召和影响知识青年。我和几位教员常写一些小文章。我和丛鹤丹还参加过《大众报》上一场关于《牛》的争论，我们都写过反驳和批判文章。
　　约在七八月，我去国民党张金铭部买枪。军校武器很少，除以前的二三十支步枪外，学员只分发到一些手榴弹，再就是土枪土炮。从黄县撤退以后，学员都不愿使用土枪，保管也不好，损坏了一部分，此时急需装备一批新武器。林一山有一次告诉我，他曾经见到张金铭（林当时参加“抗日联军”的活动），张部能自己制造步枪。他表示愿意卖一部分给我们，要我们派人去和他协商，林一山要我去一趟。这时张与我们的关系还好，我们派了一批政工干部在他那里工作。我带一名警卫员（由锄奸科干部高选担任），骑着马由北泊出发，经过莱西西部，傍晚到达张金铭的司令部（平度东部的祝沟）。次日见到张金铭，我们谈了枪的价钱、取枪的手续。当时他吹嘘他们的枪质量如何好、他们从青岛拉出若干军工技术人员等等，并拿出他们自制的步枪给我看，我们最终谈妥了购买的数目，大约100支。他知道我在军校工作，就请我给他的教导队讲话，我去讲了一次，讲的内容已记不清了。张的政治部里有我们派去的一位刘光耀（女）同志，曾在军校学习过。他们还邀请我去参加一次座谈会，属于联欢性质，我在会上讲了话。我们在那里住了两天就回来了，之后取枪的事交由学校供给处办理，我再没有去过。
　　到了九十月间，胶东形势又有新变化。在全国第一次反共高潮期间，赵保原开始对我制造“摩擦”，借口掖县是属于他那个“专员区”的，他是专员，要接收掖县。并且在北泊、张格庄附近炫耀武力，要驱逐我们。这时胶东区委、五支队的机关就向北转移至掖县、招远边境一带，军校也随之转移，从此结束了稳定的教学生活。 　　这时期，北海区（蓬莱一带）我军的活动范围很小，我们的中心区域只有招远、掖县之间的山区。掖县西部和北部的平原为敌伪所控制，成为游击区。招远的东半部还被顽固派徐淑明所盘踞，隔绝了与北海区的联系。东海区我们完全没有武装活动。约在1940年二三月间，我们在“反摩擦”斗争中消灭了徐淑明部，除招远县城等点、线继续为敌伪控制外，其余地区被我解放，我们的活动范围略有扩大。
　　1939年冬季，军校就在掖招边区活动，那里距掖县、招远的敌人据点都只有二三十里路，故不能在一地长时间逗留。这个时期，军校又直接接受五支队的指挥，因为在军事行动上要由司令部统一部署。为了缩小机关的目标，五支队要军校单独活动，我们已经有了一些武器，又领到我们兵工厂自制的一批翻造子弹（以硝酸棉作火药），所以能够做到自卫。每次活动，支队司令部都指定一个地区。在敌情较缓和时，也向五支队、胶东区委靠拢，敌情紧张时就恢复单独行动。有一次敌人扫荡掖招边区，军校曾奉命单独插到蓬莱南部活动了几天，有时也到掖（县）北平原地区游击一下。其余大部分时间，是在掖招边区北至灵山、南至郭家店这一线活动，较常住的村庄是掖县的上庄等地。
　　为了适应这种游击活动，我们当时很注意掌握附近敌人据点的情况变化。我根据地内经常活动的地区，设有固定的电话线路，几乎走到哪里都可以架通电话和支队司令部取得联系。而且电话站也就是情报站，他们也负责向沿线有电话的单位报告情况。除了利用电话之外，军校单独建立一个侦察班，直属校部领导，调集约8名学员任侦察员，撒向有敌情的区域，做较远距离的警戒。他们主要是依靠我部队和群众中的侦察网收集情况。侦察班对军校的行动安全起到了很好的保护作用。侦察班长叫郝滔，侦察员有一个叫刘玉莱，他们都是穿便衣、携带短枪。
　　学校的军事行动和游击活动方面，主要由高锐和杨介人负责指挥和组织行军、宿营、警戒等。当时军校没有战斗任务，只是保证在游击活动中继续教学，所以这期间并没有发生战斗，也无损失、伤亡。在行军、宿营的空隙时间，还是照常上课。
　　约在1939年十、十一月间，山东纵队政委黎玉、参谋长王彬到胶东检查工作。王彬以后就留在胶东，任第三军区司令员，管地方武装的工作（军区是由胶东区委的军事部扩大而成）。黎玉曾到军校讲过一次话，记得是讲工作作风问题，他批评胶东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干部多，有国民党的“异党情调”。约在12月，黎玉回鲁南，当时有一批军校学员随黎玉去鲁南。向山东纵队输送知识分子也是胶东的一个任务，在这以前也去过几批。山东纵队那时也有个军政干校，驻在沂水岸堤村，所以我们在胶东也知道有个“岸堤干校”，它后来与抗大一分校合并。

　　1940年一二月间，掖招边区还有几次小规模的“扫荡”。3月就接到通知说，抗大要派一批干部到胶东来，当时大家非常兴奋。
　　我在军校这一年多期间，和干部、学员团结得都较好，在生活和工作上也注意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学校的领导干部、教员都和大家吃一样的伙食，一样的行军走路，干部基本上都没有行李。当时军队禁止谈恋爱，不论干部、学员都是如此，这都是从延安抗大作风学来的，对学员的培养教育有一定的作用。但我那时政治上还很幼稚，工作上没有经验，教员的情况也都和我差不多，所以还是按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那一套办学。对于改造学员思想、改造世界观等，还没有这个觉悟。虽然对学员进行一些党的政策的教育，但由于自己的政策水平就很低，政策宣传中的片面性必然是很大的。对于这一批知识分子教员，从阶级立场上彻底改造他们也做得很差。从工作作风来说，那时也不知道深入连队，深入群众，只知道去讲讲课、听听汇报而已。总之，这一年多以来，还是摸索着，在“干”中学习吧。
   
　　1940年4月，军校驻招远的灵山一带，迎来一批胶东的抗大干部，这部分干部原属抗大—分校（山东分校）一大队。他们到校后，就和军校合并成为抗大一分校第三支校，通常也称为“抗大胶东支校”。当时上级决定，由我任校长，廖海光任政委，贾若瑜任副校长。这时在部队中抽调大批学员，编为三个营。我和廖、贾等曾经参加过由王文同志主持召开的一次军政委员会（这是当时一个地区的最高领导组织），会上确定抗大胶东支校只训军队（五支队和第三军区）的干部，不再训练地方干部。领导关系则是既受胶东军政委员会的领导，又受抗大山东分校的领导。会上对于原来的军校干部各方面都争着要，大体上是分别调给胶东区委、五支队和第三军区。这时五支队司令由刚从鲁南与抗大干部一起到胶东的吴克华担任，高锦纯改任政委。
　　原军校干部高锐留在抗大支校任营长；宋桂生调到胶东区委党校任校长；胶东区委党校与《大众报》社的机关在1939年12月反“扫荡”中与敌遭遇，党校校长李辰之同志和报社社长阮志刚同志都牺牲了；王卓青也调到党校，后来在1942年（或1943年）宋桂生同志病逝后，继任胶东党校校长；杨介人调任第三军区作战科长；刘云鹏调任五支队作战科长；丛鹤丹好像调到《大众报》社；李绍颜仍留在抗大，任校部秘书。
　　5月初，抗大胶东支校刚举行开学典礼，还邀请五支队的宣传队准备演戏，获悉敌人已开始“扫荡”，于是连夜转移。这次在胶东是首次规模较大的“扫荡”，持续一个多月。抗大胶东支校刚成立，就投入紧张的反“扫荡”斗争。因学员很多，武器很少（抗大干部来胶东时带了一部分枪支，但不多），所以疏散了一些有病的学员和一些女生，并把武器分配给一些从部队调来的学员，这些学员集中编在一两个连里。这时抗大完全是单独行动，活动地区大体上还是在平（度）招莱掖边区。
　　约在6月的一天，抗大胶东支校在大泽山区的铁夼寺山沟隐蔽，敌军一二百人突然窜来。当时由廖海光和贾若瑜指挥，派出一个排在北部山口阻击敌人，掩护大队上山。当时掩护部队约有一个班的战士壮烈牺牲，学校大队全部爬上南面的高山。敌人进入山沟后，向山上打了几枪，又放火烧铁夼寺，之后便匆匆跑掉。我们在山上看着敌人的行动，晚上才转移出去。事后，我们派学员掩埋了牺牲同志的遗体。

　　这时赵保原配合日寇夹击我军。有一次我们行军到莱阳、平度边境的姚沟附近，得悉赵保原部向我推进，正好前面有五支队的主力，将投降派赵保原的军队击退，取得一次不小的胜利。这一次抗大支校没有参加战斗。
　　约于7月间，反“扫荡”结束，抗大胶东支校才正式开始上课。我心里很明白，任命我为抗大胶东支校校长是照顾地方干部的性质。虽然从鲁南来的干部对我也很尊重，但我自觉应抱着学习的态度，向抗大干部（尤其是其中的7位红军时代的干部）学习，从他们身上学习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实际工作中，我自己较少发表意见，完全尊重廖、贾二位同志的意见。我热心地阅读着他们带来的一些抗大的教学文件，如教育计划、工作总结和教材等，又虚心地看他们怎样工作，感觉他们对于军校教育的各个方面都有一套很完整的办法和经验。再回顾当初我们办军校时的情况，就看出差距来了，这才称得上是“正规教学”。在这一时期，集体备课、集体研究、听课制度、互相检查和互相学习等规矩都不断得到改进与加强。抗大胶东支校成立以后的这三四个月，对于我来说，等于是一次很好的学习。
　　随着形势的发展，学校的教学体制、教学人员和教学内容都不断地得到充实与完善。抗大胶东支校先后为胶东部队培养了5000余名干部，这些学员把所学到的军事和政治知识，特别是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带回到部队，大大提高了胶东地区八路军部队的整体素质。

　　在抗大胶东支校工作时，和我一起工作的领导干部有政委廖海光、副校长贾若瑜、政治处组织股长严政、宣传股长罗义淮、军事教育股长黄径琛、政治教育股长李书厢，营长王奎先、官俊亭、李宏茂、茹夫一，政治教员孙殿甲（还有一些军事、政治教员的名字都不记得了），政治教导员周澍、吴泰宇等，这些同志都是原来抗大一分校一大队的干部。
　　8月，我奉命调回五支队任宣传科长，结束了在军校将近两年的工作和生活。
 
　　刘汉（1916—2008），男，原名刘慕藩，山东省文登县（现威海市文登区）文城人。1936年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8年参加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任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政治部宣传科干事、科长，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军政干部学校副校长、校长，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胶东支校校长、山东纵队第五旅政治部宣传科科长、胶东军区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山东军区政治部宣传科科长。解放战争时期，任辽东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政治部秘书长、东北军区政治部秘书处处长、第四野战军四十二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秘书处处长、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馆长、总政治部宣传部正兵团职顾问。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和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