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战线”上的威海“潜伏者”

2021-08-28 编辑：仲鹤

■实地探访

在革命战争年代，英雄不仅包括正面抗击敌军的英勇将士，也包括在“秘密战线”上隐忍坚定的“潜伏者”。他们饱含着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在配合支援正面抗击敌军的战场上，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贝草夼地下交通站展馆位于山清水秀的环翠区羊亭镇贝草夼村，这里是很多人眼中的“世外杏源”，村里家家户户、房前屋后都栽种杏树。而在抗日战争年代，表面风平浪静的贝草夼，暗地里却蓄积、涌动着巨大的能量。中共威海县委敌工部在此设立了敌工站，一批又一批地下工作者以贝草夼为大本营，在光复威海卫的历史上书写了一个个惊心动魄的传奇故事。

他们中有在敌人眼皮子底下开展革命活动，摸清敌军人数、弹药库位置，制定作战计划，为党组织提供可靠情报的敌工站站长梁自修；有智勇双全，翻山越岭传递情报和补给的“红色卧底”王锡全；有因为地下工作时不时与男同志走动，而被丈夫误会提出离婚，却仍坚守信仰、闭口不提的女交通员王锡荣……贝草夼村的巍巍青山，见证了他们的赤胆忠心。

敌工站为何建在位置偏僻的贝草夼？

展馆中展出的一张1944年的抗战形势示意图给出了选址答案。从图中可以看出，贝草夼处在里口山南山脚下，三面环山，有着天然的地理优势，敌人统治相对薄弱。

从1938年诞生第一支抗日武装力量起，威海卫党组织领导的抗日队伍在持续不断地壮大，到1940年6月，抗日根据地已扩大到桥头、港西、草庙子三地的80余村。贝草夼村，正处于抗日根据地和日统区的交界处。

羊亭曾经有一个山村，名叫李家疃，但是在如今的地图上已经找不到了。1938年日军攻占羊亭后，在这里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村民不论老幼，全部被枪杀，117间房屋被焚毁，一个安宁的小村庄从此荡然无存。李家疃惨案激发了贝草夼民众强烈的反抗意识和斗争精神。

当时，日军在羊亭设立了四个重要的伪军据点，毛家口据点、羊亭伪警察分署、吐羊口据点和鹿道口据点，为武装抗日的推进设置了重重关卡。

攻打毛家口据点，是威海抗日武装深入敌占区的一场重要战斗，意义重大。但是在最初，这个计划的执行却面临着很大的困难——敌人的武器配备、弹药库位置以及作战计划还没有摸透，贸然攻打，极有可能失利。

羊亭敌工站站长梁自修数次乔装成帮工，借机混入据点内打探敌人情况。几番周折，他有所收获，但是这个收获却让他忧心忡忡，因为伪军据点内人数不少，火力十分充足。他只能通知参战部队威海独立营：“切不可正面交战，需等待时机。”

这个时机是什么呢？原来，梁自修已经在伪军内发展了一名内线，名叫韩玉麟。梁自修给他布置的任务是要在工作中多结交朋友，趁机策反他们，等韩玉麟有了可信任的伙伴，便是偷袭的时机。

韩玉麟不负所望，很快在同僚中找到了得力的帮手，名为丛仁滋。到了约定的这天晚上，他俩摆好了酒局和牌局，召集了据点内的大部分人边喝边赌。赌到次日凌晨2时，伪军们个个被灌得不轻，纷纷倒头而睡，此时又正好轮到韩玉麟和丛仁滋站岗，时机到了。

韩玉麟在岗楼上点燃火绳头发出信号，早已埋伏在周围的独立营战士们一看见信号便迅速向据点靠近。丛仁滋打开据点的大门，清除门口的障碍，独立营悄无声息冲进据点，向营房扔进一颗手榴弹。酣睡中的伪军们还没搞清状况，便成为俘虏。

这场战斗，历时仅10分钟，22名伪军被俘，大批枪支弹药被收缴。毛家口据点的攻克，是威海抗日武装深入敌占区打下的第一个胜仗。

除了打入敌人内部、利用工作之便搜集敌人的情报，威海卫党组织的对敌工作还采取“攻心为上”的策略，从外部以密集的政治攻势瓦解敌人的心理防线。针对伪军，敌工人员常常将宣传品秘密张贴到日伪据点或托伪军家属捎给伪军，在节日期间委托伪军亲戚给伪军写信，寄发投诚通行证，还逐个将伪军伪属登记造册，伪军每做一件好事或坏事，都登记在册，教育他们认清前途，为自己“留后路”。

面对日伪数倍于我的兵力，威海卫党组织仅用6个敌工站、不足30人的敌工力量，与人民抗日武装里应外合，半年时间就将羊亭4个伪军据点全部拔掉。仅1944—1945年，羊亭就累计毙伤、俘获敌军900余人，为威海抗战转入战略反攻创造了条件。

曾经苦难深重，如今意气昂扬。我们将永远铭记这些“秘密战线”上的勇士们，他们的故事，一次又一次地在贝草夼地下交通站展馆讲起。走出展馆，不少参观者面向青山，缅怀静思，纪念那些永恒不朽的英魂。

■亲历故事

王锡全大儿子在回忆父亲经历时表示——“他永远相信组织，永远相信党”

我知道我爹的地下工作者身份是在1989年，那年我爹69岁，我41岁。在这之前，我爹从来没透露过自己的身份。

小时候，家里生活条件很苦，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比这更难受的是村里人看我们家的目光，大家都说我父亲抗战时当了两年的伪军，都瞧不起我们家，但事实上，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红色卧底”，打入敌军内部收集情报。

我爹是个吃苦耐劳的人，以前在生产队的时候，大家选他做大队长，天天起早贪黑，干活比谁都勤快。但他有腰伤，活干多了就痛。后来他才告诉我，这腰伤是他以前送情报时留下的。

那时我爹把情报藏在棉帽里，要送给组织。路上遇到日军搜身，没搜出什么来，却用枪托往我爹腰上一砸，我爹疼得直接摔在了地上。这一砸给我爹留下了几十年的病痛，可他当时想的全是怎么把情报安全送到，等日军走后咬着牙一瘸一拐地把情报送到目的地。

地下交通员还有给情报站送粮食的任务。凌晨1时多，我爹背着五十斤粮食，摸着黑翻山越岭，从贝草夼步行四十多里到城里。那几年，我爹给情报站送了有五千斤粮食，跑了上百趟。他从未喊过苦，只说：“为了革命，不顾生死，不讲报酬。”

1968年，我初中毕业想去参军，由于我爹当过伪军的原因，我没能通过政审。村里大字报上也骂我爹是汉奸。有时候心里会想，怎么就摊上这么个爹？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一位了不起的地下工作者。

1989年，有四个人来家里探望我爹。这四个人分别叫孙竹、周野、柏均福、丛瑜安，是我爹以前干地下工作时期的同志。这一见面，他们发现我爹的卧底身份一直没有被证实，该有的待遇没有得到，反而背负着汉奸的骂名。大家都很心酸，一起给我爹写了证明材料。可由于各种原因，一直没有结果。

就这样又过了十多年。2005年，我爹找我说：“我不能就这么戴着伪军的帽子走了，给后代留下污点。”我到有关部门说明了情况，工作人员也很重视，联系上了我爹以前的上级梁自修。我们打电话问他认不认识贝草夼的王锡全，他说：“怎么不认识？王锡全是我当年发展的下线！”我和我爹坐客车去杭州看望梁叔，两人一见面我爹就老泪纵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