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中的威海⑮ | 文登县学

      文登县设置于568年，已有1450多年的历史，为文登教育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县学的主要任务是以儒家思想教化百姓，为国家培养并输送人才，即以国家力量办学、督学，让区域子弟就近读书，使教育事业得到发展。

      据记载，文登县学宫最早是北宋庆历年间敕建的。

      宋以前，文登的教育就已经相当发达。当时政府规定，一县之中，只有读书的超过200人，才允许县办学校，而文登的读书人早就超过了这个数字，在建县学之前就远远超过这个规模。文登教育的发展如此之早，说明当时文登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还是比较发达的。

      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范仲淹发起第一次兴学运动，施行州县立学和改革科举制度，“自此，州郡无不有学”。至宋神宗变法时期，兴学高潮第二次掀起，明确提出普遍设立专职的地方学校、教授和教官，并给学田十顷办学。宋徽宗绍圣年间，由蔡京主持发动了第三次兴学，其声势和规模都超过前两次，地方学校空前兴盛，学校规模空前扩大。这个期间的文登教育体系就已经非常完备。

      文登在宋代庆历年间第一次兴学运动中就建有县学学宫，校址在文登县城东南隅，到宋徽宗大观年初修复的时候又增大扩建。此时的文登学宫宏达宽敞，在当时的登州府各县中名列第一，“大观初复增大之，规模宏敞，为诸邑冠”。文登县学能按年向中央国子监输送贡士。

      到了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宋徽宗崇宁、大观年间，文登县学转向注重教养学生的六德、六行、六艺，宾兴之法等方式，教学体系基本形成，官学的兴办已经名扬四海。

      金太宗天会九年（1131），东部沿海几百里爆发反抗伪齐刘豫的农民暴动。第二年，暴动队伍攻陷文登城，文登学宫没能幸免于难，校舍被战火焚毁，设施化为灰烬。战乱过后，文登县学只剩地基和一堆乱石。周边老农在废弃的地基内开菜园，种植蔬菜。此情此景，过往行人无不扼惋叹息。

      在此后40多年里，文登县官换了好几任，但县学学宫始终没有得到恢复。每年祭奠先师先圣和祭祀孔子的时候，由于没有祭祀的地点，只能临时在县衙的办事大厅布置祭堂进行。这种有祖无堂，有学无宫，就好比借台唱戏，望山祭祀。此后历经多年，许多任县官在此问题上都不作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学校只得分散上课，小规模发展。尽管如此，仍有人才涌现，仍有进士、举人登上榜贴。官员们只是例行公事，坐享其成。

      直到金大定九年（1169），李大成任县令时，情况有了改变。李大成，山东聊城人，任文登县令期间，为政成绩卓然、断案顺理，言行一致，得到文登百姓的拥戴。他初到文登时，对祭孔无祠，入学无堂的现象非常痛心，因而感叹道：“为学者有愧于人，我本人是秀才出身，应该为教育负起责任，不能对此熟视无睹。我们儒家先师孔圣人连个祭祀祭奠的地方都没有，我们应该感到羞愧。”

      李大成决定在县署东面，找一处高而敞亮之地建造学堂。他拿出自己的俸禄，召集能工巧匠，买上好之木为材，采坚硬之石为基，凿石为柱，绳木栋梁。他的行为感动了乡绅，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持和帮助李大成早日完成大业。学宫从金世宗大定十年（1170）开始修建，到大定十二年（1172）完成，历时两年。

      重建后的文登学宫，殿、堂、门、庭院、台阶、两厢，依次排列，建筑齐全，房屋高耸。大成殿内，孔子身着闪亮辉煌的衮服，诸位先贤的画像列于两边墙上，整个殿堂庙貌一新、焕然争丽。新的文登学宫又重新巍然矗立在文登大地。

      此后经朝代更迭，文登学宫也在原来的基础上有过多次重修。元成宗大德十一年（1307），文登学宫曾重修过。

      明洪武三年（1370），山西顺成人张凤任知县，他和县丞范子贞重修过学宫。

      明宣宗宣德年间（1426—1435），知县刘勖等官员组织过重修。明天顺年间（1457—1464），知县李敬、知县孙泰相继重修。明世宗嘉靖四十二年（1563），由按察司佥事聂瀛提议，登州推官李淑和、宁海同知谭良诚、文登知县辛三畏共同倡议重修。

      嘉靖四十三年（1564）初，知县辛三畏具体负责重修工作，他通过募捐善款，节财谨用，发动民众，身体力行，终于在当年使文登学宫的重修工程得以顺利竣工。竣工后的文登学宫“圣殿辉映，廊庑整饬，启圣有祠，敬一有亭，名宦乡贤，各有祀所”。辛三畏的贡献还在于，“惩颓废，肃学规，因旧为新”。

      这次重修的动作较大，建成了棂星门，开辟了云路街，一条大街从学宫直达南城门。据光绪版《文登县志》记载，时任登州刑部主事张栩在《重修碑记》中说，在此次重修前，文登的读书人比李大成重修时增多了不止3倍，且读书风气也盛况空前。

      明神宗万历年间（1573—1619），知县李需光在学宫前建造了“君子能由是路”坊。至此，文登县学的布局完整地呈现于人们面前。县学的最南边是“君子能由是路”坊，坊之北为棂星门，棂星门北为泮池，泮池北为大成门，大成门北为大成殿，大成殿东西为两庑，大成殿之后为明伦堂，明伦堂的东西为进德、修业两斋，棂星门左右为东、西儒学门。东儒学门北为崇圣祠，教谕署在其后；西儒学门北为忠义孝弟祠，训导署在其后。

      清世祖顺治四年（1647），知县武光祖；清圣祖康熙十一年（1672），知县邵沆；三十七年，知县朱应文；五十四年，知县张文炳；清世宗雍正二年（1724），知县王一夔；十一年，知县王维干；清高宗乾隆四十七年（1782），知县何燧；五十九年，知县倪企望；清仁宗嘉庆二十年（1815），知县董锡龄；清宣宗道光十四年（1834），知县欧文；清德宗光绪五年，知县彭元照、苏杰等文登父母官都相继对学宫进行了重修。

      这里特别要提出的是，康熙庚戌年（1670）邵沆来文登赴任后，有感于孔庙的被废弛，上任的第二年春天就提出要重修学宫。看到众人为难，邵沆便提出“上不累国，下不病民”，拿出自己的俸禄，向社会倡导捐助。于是士绅、士人竞相捐献，用了几个月就竣工了。文登学宫又一次焕然一新。

      邵沆重修后又过了26年，县学又处于“上雨旁风、鸟栖鼠窜、覆瓦参差、椽柱腐败”的状况，时任知县朱应文，在国库空虚，又不忍心搜刮于百姓的情况下，毅然拿出自己的俸禄率先倡导，士绅响应，历数月而重修完毕，使学宫重新“金壁照耀”。

      至明清两朝，文登县学的教育制度日臻完善，各级各类学校健全齐备，学生人数和普及程度都超过了前代。科举制度也达到了鼎盛时期，士人通过科举走上仕途的大有人在，科举成为士人做官的最重要、最为公平的通道。

      明清时期，除了县学文登还有乡村十一大区社学、四大书院、六处私立社学，还有营卫四大义学，为士人和百姓子弟求学、求功名提供了较完善的条件。教育设施、教育管理、教学内容都井然有序；童试、乡试都按部就班。没有考取功名的学子，大多承担了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育工作。这些教官的任职资格主要是举人和贡生，另有虽没考取进士或举人的副榜，也因成绩好被派到县学任教。

      元明以来，学署皆有学田，以赡养师生。文登县学的学田本来是很多的，清末还有949亩。这些地，有知县朱应文捐俸买的267亩，知县何燧募捐买的268亩。这样，办学就有了师资经费的可靠保障。为了激励学生学习，学校还通过管理和考试来调动师生积极性。规定文登县学教谕在9年任期内，所教的学生中有3人中举、岁贡和生员各有1人者为合格，达不到规定数额，教师就要降级。廪生10年无成，罚为吏役，退还伙食费。一年中进行月考、季考、岁考、科考四次考试，考后分六等，一等的补为廪生，二等的补为增生，三等不赏不罚，四等鞭打，五等降级为附生，六等取消学籍返乡为民。是廪生和增生的把降下来的空位让给一、二等，原附生不合格降为青衣。这套考试激励措施是非常得力、非常见效的。

      明清两代科举考试，文登县学中，共考中进士102名，举人近200人，贡生660人。清顺治十二年殿试，文登出现“一榜七进士”的盛况，一时轰动京城。他们是于涟、刘䜣、刘煇、于可讬、李曰桂、于鹏翰、丛大为。其中，于涟、于可讬、于鹏翰三人同出自文登大水泊于氏文化家族，于鹏翰与于涟是父子俩，可谓“父子同榜”；刘䜣、刘煇出自文登著名的“十二支刘”的刘氏文化家族，二人是亲叔弟俩，可谓“兄弟同榜”。

      康熙五十六年（1717），文登刘重选与堂弟刘重殷、丛荀三人一榜中举，被称为一榜三举人。这些都在当地被传为千古佳话。

      （陈强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