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儒商？《名医类案》说，“商而儒行者”，即怀抱儒家道德价值的商人。古代讲“士农工商四民”，商人排在最后，为什么有的商人却能够跨越阶级局限，被世人尊敬、为后人追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把儒家经世济民的家国天下情怀、以义为上的尚义精神作为安身立命的准则。
“陶朱事业，端木生涯。”范蠡和子贡开一代儒商典范。范蠡虽生于“衰贱”之家，却满腹经纶，不轻交接，创下“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财聚至“巨万”的致富业绩，使“言富者皆称陶朱公”。且他“富好行其德”，好义为民，仗义疏财，至今仍有“一代名相，千秋商祖”之美誉。子贡作为孔门“七十子之徒”，“最为饶益”。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子贡出行有庞大的车队，所到之处，各国诸侯无不与之分庭抗礼，可见他财富之巨。不仅如此，“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子贡继承了孔子“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思想，经商获利大都用于孔门弘道济世的事业，被誉为“儒商之祖”。“上则富国，下则富家。”他们真正实现了儒与商的统一。
儒商的历史虽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但“儒商”这一名词却起源于明末清初，也称“儒贾”。嘉靖、万历之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萌芽，工场手工业得到很大发展。随着商品经济的大发展，经商逐渐成为一种时尚。一些读书人纷纷“舍儒就商”“以儒服股”，投身于商品经济大潮中。早年的教育经历使其思想和行为方式都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所以称之为“儒贾”或“儒商”。
儒商之道也是做人之道。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儒家并非不重视商人，而是站在整个社会发展的角度，强调商人要有整体意识、大局观念，修己而推己，思考自己的社会责任和义务，进而以商行道、以商济世。
以义制利，以商行道。商人都重利，这是由商品经济的本质所决定的。儒商也重利，但却坚持取之有道，不把利绝对化。《儒贾传》记载的儒贾程豪，“其为贾诚心平价，人乐趋赴”，程豪作为商贾，与人交易奉行诚信中和之道，不因一时一地的得失而失信，甚至可以为守信而牺牲暂时的利益。他奉行买卖公平、诚心质行、忠信不欺之道，最终赢得市场，实现了儒行与贾业的统一。再如王世贞为“贾而儒”蒋次公所作传云，“次公不受欺而以不欺行之”，蒋次公将仁义之道作为经商原则，以儒术饬商事，不因财压人，讲利而不忘义，重义然后取信，最终，“其身无偾事，益訾至累巨万。”获得更长远的获利机会。
扶危济困，以商济世。《程公墓志铭》记载的云程公，虽为商贾，却“常操儒行”。他“所至病者予药，饥者予粟，缓急者予金钱青衿，而贫者予膏楮，未婚则经营予室”。恤孤弱、厚人伦，乐善好施、仁义慈善，有儒者风范。再如清代儒商俞汝荣，虽为商贾而有士心，勤俭敬业，“与童仆同苦乐”，开源节流，“家益以饶”，热心社会公益之事，“性好施与”，最终“行其志”，实现自己的创业理想，“乡里之间翕然称善人”。
儒商的“儒”是一个价值概念而非地域概念。儒商传承了儒家“君子以厚德载物”的仁爱精神、“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儒商追求的并非能与不能，而是为与不为的问题。他们不但有经商之才，更兼具儒士之魂。
明清时期，儒商人数不断增加，终于崛起了一批重要的商帮：有兴起于南宋大儒朱熹的故乡的徽商，他们恪守儒家的智、仁、勇“三达德”思想，秉持“做人第一，经商第二”的原则，为其在商界赢得了信誉，“无徽不成商”更是叫遍天下；有注重文化兴家的晋商，他们历来有“学而优则贾”的传统，文化程度普遍较高，具有创新精神，更是为后世中国创造出了股份制、资本运作等现代经营方式；有敢为天下先的龙游商帮，他们率先在原有的经营典当、钱币借贷业务之外开辟出新的商机，大力发展手工生产和工矿产业，并吸纳外地商人，促进本商帮的发展；有以盐业起家、广泛开拓生财门道的陕西商帮；有重义轻利、以信义名闻天下的鲁商；有以传统行业经营安身立命、以支柱行业经营为依托、以新兴行业经营为方向的宁波商帮……各大商帮皆以商贾为业和名，却坚守儒行和儒心，遵守商业道德和行为规范，值得后世借鉴学习。
山东既有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鲁文化底色”，又有以商业文化为代表的“齐文化底色”，二者交流碰撞，使得山东成为历史上儒商的发源地和聚集地。风源齐鲁，春遍九州。山东积极搭建平台，通过儒商大会邀请八方宾客共叙儒风乡情，共谋高质量发展，为阐释和传播新时代儒商精神出谋划策。（威海市委网信办驻村干部 乳山市下初镇簸箕掌村党支部书记助理 张晓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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