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20岁投身革命，与胶东革命者曹漫之、李耀文、阎世印等在荣成发动埠柳乡校起义。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担任泰山地委书记兼泰山军分区政委，与泰山、泰安结下不解之缘，与泰安人民结下深厚的情谊。他是唯一一位在北京、上海、天津三大直辖市担任过主要领导的中共高级干部。
林乎加
投笔从戎干革命
林乎加，曾用名林成家、梁潜修。1916年12月出生于山东省长岛县北长山岛嵩前村一个富裕家庭。他自小聪慧，接受了系统的教育。入小学前就能倒背如流《三字经》，小学毕业后，在其父的商号学做生意。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成为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1935年，他与同学一起去青岛中学深造，正逢中共青岛工委重新恢复，革命活动和学生运动高潮迭起，为林乎加打开一个崭新的世界，作为知识分子的林乎加对民族危机和国耻有更深切的体会。1936年，他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开始投身抗日宣传当中。1938年1月18日，林乎加与曹漫之、李耀文、阎世印在荣成组织发动埠柳乡校起义，随后与曹漫之、李耀文带队，去文登县大水泊与山东人民抗日救国第三军会合，起义部队编入“三军”。
1938年2月，林乎加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三军”第一路指挥部中队政治指导员、大队政治委员，八路军山东纵队五支队政治部青年部部长，胶东区委青年部部长、民运部部长。1939年起，按照党组织的安排，林乎加跟随八路军转战鲁南以及鲁中地区，先后担任鲁南区委宣传部长、鲁中区委宣传部长，为创建敌后根据地，发动军民抵抗日本侵略者作出了贡献。
浴血奋战泰山区
1942年秋，泰山区抗日根据地到了最艰苦的阶段，在少数同志思想上出现消极悲观情绪的关键时刻，林乎加以鲁中区委宣传部长的身份到泰山区检查指导工作，总结战斗的教训，就当时如何开展冬季政治攻势，把对敌斗争作为全地区党的任务来抓等问题作了重要指示，提高了干部、群众对敌斗争的思想认识，鼓舞了干部、群众坚持斗争的士气，增强了干部、群众抗战必胜的信心。
1943年至1949年，林乎加调任泰山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带领泰山根据地人民浴血奋战，迎来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根据山东分局、山东军区的指示，他深入到敌占区，向连队指战员和农村基层干部了解党政军群团组织开展对敌斗争的情况，以及日伪顽的分布状况，掌握了第一手材料。与地委其他负责同志一起研究坚持泰山区武装斗争、深入敌占区开展小部队活动的可能性，制定了对敌斗争方案。为适应形势需要，先后调整区划、调配干部，恢复建立党政组织。他召集县级和部分区级干部会议，号召党政军民齐动员，开展强大的对敌斗争攻势，纠正消极退缩的错误态度，转变斗争形式，积极主动地开展武装斗争。
为加强对敌斗争的领导，泰山地委相继成立了泰山区对敌斗争委员会、群众工作委员会、锄奸工作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林乎加兼任三个委员会的书记。同时加强对《泰山时报》的领导，宣传党的政策、指示，扭转了泰山区对敌斗争的被动局面，进而发起全面反攻，取得了敌后抗日斗争的最后胜利。
泰蒙战役中，泰山区军民配合主力部队作战。
解放战争时期，林乎加在后勤补给以及支前参战等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莱芜战役期间，主持成立了支前委员会，广大群众踊跃支前参战，保证了战役的胜利。国民党的全面进攻被粉碎后，改为向陕北和山东实行重点进攻，泰山区是主战场之一。在1947年4月的泰（安）蒙（山）战役中，全歼国民党整编七十二师，林乎加号召泰山区军民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大力支援前线。5月，在孟良崮歼敌整编七十四师的战斗中，泰山区军民支前再创佳绩。同时，他与地委其他同志带领广大军民同国民党军、还乡团进行了殊死搏斗，粉碎了敌人的重点进攻，带领人民群众全力支援了济南、淮海、渡江等战役。
1949年春，林乎加跟随渡江战役的队伍南下浙江，参与了接管浙江的相关事宜。
主政三地为民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林乎加先后担任浙江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及省委副书记等职。为建国初期浙江的经济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做了大量工作。从1956年8月任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主抓农业，雷厉风行。到1965年，浙江省内的粮食供应取消了粮票。
1961年，林乎加（前右）、田家英（左一）在浙江调研。
1965年，林乎加被调到中央，主要从事经济规划方面的相关工作。1965年至1967年，任国务院“小计委”领导成员，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工作。“文化大革命”中，林乎加被“打倒”并被关押，但他意志坚强，始终相信组织，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1972年，林乎加重新复出，任国家计划委员会革委会副主任、党的核心小组成员。
改革开放初期，林乎加临危受命，在两年之内接连主政上海、天津、北京，都是为了扭转被动局面，被戏称为“灭火队员”。1978年3月，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的林乎加带领中国赴日经济代表团，考察了日本的钢铁、造船、机械、化学、轻工业、金融等部门。考察报告总结日本战后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经验是：大胆地引进新技术，充分利用国外资金，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和科学研究。考察团认为，日本采取“拿来主义”后来居上，我们在技术上也可以采取“拿来主义”把世界先进的技术拿过来，在保持国家主权的条件下，也可以灵活地运用国外资金。
1978年4月22日，《人民日报》短评《搞好复习，迎接一九七八年高考》。
1978年6月，林乎加调任天津，担任天津市委第一书记。在天津工作期间，很多人向林乎加反映，高考中分数及格的考生很多，但天津市的招生名额太少，这些人进不了大学。林乎加专门召开了一次教育会议，把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的领导也请来，讨论有没有可能扩大招生，亲自给国家领导人写信建言高校扩招，扩大了天津的大学录取比例，促使当年更多的考生通过扩招途径进入大学深造。在林乎加的努力下，京津地区高校进行扩招，近2.5万名考生因扩招改变了命运。
在天津执政那段时期，林乎加严格执行上级的政策，努力恢复经济秩序。1978年10月，被任命为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当时，北京公共交通常年亏损，林乎加在任时，月票从原来的每张5元涨为12元，所涨部分由单位报销，骑自行车上下班的每月补助两元。他还首次提出了菜篮子思想。1981年2月后，林乎加历任国家农业部、农牧渔业部部长、党组书记。
1980年，林乎加在北京市大兴县东方红公社参加植树造林活动。
林乎加调任农业部贡献卓著，他是改革开放后扶贫事业的开拓者。1982年夏，国务院负责人在新疆与林乎加等谈话，要他们认真搞一个扶贫规划。66岁的林乎加接受了这项任务，他说：“不解决，对不起老区人民。”根据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指示，同年12月，“三西”地区（甘肃的河西、定西和宁夏的西海固）农业建设领导小组成立。林乎加担任组长，提出“3年停止破坏，5年解决温饱，10年20年改变面貌”的目标和“兴河西、河套之利，济定西、西海固之贫”的思路。
每次到“三西”地区调查，林乎加会到最贫困的地方，看村民的存粮，让村民拿出钥匙打开水窖的盖锁，去厨房掀开村民的锅盖。他也到当地最富的人家，了解他们致富的办法。水力投资占了“三西”专项资金的大头，林乎加第一次提出生态用水，景电二期、西海固扬水等一大批大中型水利灌溉工程建设起来后，二三百万人因此稳定解决了温饱。在过去，扶贫是纯粹的救济，林乎加提出“自救”搞输出劳务，以工代赈，种草种树，修水利，动员劳动力到新疆农垦建设兵团采摘棉花。组织贫困地区和江、浙、北京等省市实行了干部互派，东部对西部对口支援。林乎加这个名字已经和改革开放初期那段风云激荡的历史紧紧联系在一起。
1992年5月，林乎加与《北京日报》工作人员谈报纸宣传工作。
1983年6月，林乎加任农牧渔业部顾问。1988年4月后，先后担任农业部顾问、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顾问等职。他是中共八大代表、中共第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十三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离休后，继续为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出谋划策，发挥余热，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贡献出了毕生精力。2018年9月13日，因病于北京逝世，享年102岁。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从胶东革命前辈林乎加身上表现出来的知行合一、求真务实、勤于思考、勇于创新的革命情怀与品质，永远是激励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来源：中共威海市委党史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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