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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辛茹苦育后人，舍生忘死为革命——记我的一家

2024-01-26 编辑：宋倩

含辛茹苦育后人，舍生忘死为革命——记我的一家

宋竹庭

宋竹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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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够走上革命的道路，并坚持迄今50余年，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激发了我的革命热情。同时，以我兄长宋合初为主的家庭的支持和我有条件接触到革命同志而参加革命活动，也是另一个重要的因素。

我参加中国共产党后，我家就成了党的秘密工作联络点。我的兄长带领全家为革命竭尽全力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直至献出宝贵的生命乃至家破人亡。我的兄长宋合初和三弟宋盛三都惨遭凶恶的敌人杀害，老母被敌逼死，侄子宋质彬致病丧生，剩下寡嫂被迫卖女度日。

1927年秋，我父亲病逝，家中丧失了主要劳动力。从此，家庭的全副重担都落在长兄的肩上。这时，正值大革命失败初期，革命的传闻在全县秘密传播。我兄长宋合初早在国共合作时期就参加了国民党，他把亲眼看到的旧社会的腐败情况和一些革命口号告诉了我，如“打倒列强”“除军阀”“反对土豪劣绅”“耕者有其田”“抗粮抗税才能过好日子”等等，同时还介绍了我参加了国民党，从事秘密地下活动。他从内部获悉，国民党在上海的劳动大学附中，要各地秘密输送学生赴考。于是，兄长就保送我去上海入学。在沪期间，我遇到很多山东同乡的国民党员，他们向我灌输了一些革命口号，使我进一步了解到旧政府如何腐败无能，只有改造旧社会，建立新社会，中国才有前途。这一切对我启发很大。不久，我患了急性骨髓炎，被迫弃学而住进了“慈善医院”，经过多方治疗才幸免于死，回家休养了数月，才能拄棍下地活动。为了给我治病养病，家兄不惜重金，借债卖地来救活我。半年以后，当我基本痊愈能走动时，恩兄又为我的前途着想，竭尽全力再次借债供我去外地读书。三年的时间里我就读于四所中学，虽未毕业却使我有机会接触到不满现状的进步青年和革命者。他们使我认识到，不能对国民党抱任何幻想，而是倾向跟共产党抗日干革命。这个思想转变也是我从兄长的切身经历中了解到“谁是革命的，谁是反革命的”许多事实中促成的。这时，我兄长也厌弃了国民党下层人员的生活，辞掉县党部助理干事的职务，改去教书。

“九一八”事变以后，我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和消极抗战更加不满，积极参加了抗日救亡活动。1932年1月，经于云亭介绍，我参加了伟大光荣的中国共产党。从此，我真正走上了革命道路。在这半个多世纪的漫长的革命生涯中，我走过了许多坎坷曲折的艰险道路，始终坚信马列主义才是真理，只有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我曾被敌人通缉而逃亡过，被捕后在狱中进行了坚决斗争。1937年国共合作时期，我无条件获释，恢复了党的组织关系，立即组织抗日武装、搞政权建设等，这些都得到了以我兄长为主的全家人的同情和支持。在我参加革命时期，全家陪伴我共同度过那极为艰险的战斗历程。受我的连累，全家人冒着风险日夜提心吊胆，长年过着贫困的生活。

我的胞兄宋合初不仅在丧父后家境困难的条件下，典地卖地、借债负息、东拼西凑地供我读书，从病危中把我救活，而且是我革命的启蒙良师。他为人宽厚有正义感，重友谊又主持公道，对旧社会时常发表不满的言论。为此，乡邻们都很敬重他，友善地给他起了个绰号“盒子炮”。

在我入党以后，胞兄也受到革命的影响，始终不渝地带领全家支持我干革命，自己也参加了革命，做了许多对党和人民有益的工作。当时，我的工作日益艰巨而繁重，和我联系工作的党外同志日益增多，我家就成了党在这一带的联络点和地下交通站，不少联络工作就靠胞兄的公开身份去递送书信，还为一些同志寻找公开职业（如当教员等），以便掩护革命工作。他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是我们的党组织和同志们都把他当作自己的革命同志来看待，让他担当了地下共产党员不便出面的许多重要的危险工作。1932年冬，我受敌人追捕而被迫离家在外，县委也遭到严重破坏，在这种危险的情况下，老同志们予以热情接待，同情和支持同志们的革命活动。

后来，我虽然离家多年，但是我家仍是可靠的党的交通联络站。不论革命处于高潮还是低潮，我家所起的作用从未停止中断过，以兄长的社会关系作掩护进行联络工作。即使在“一一·四”大暴动失败后，胶东党处在最艰难的岁月里，我家还是保持着秘密的接头关系。在本地几十名党员牺牲的严酷岁月里，我的弟弟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事隐蔽的地下活动。

这时，我哥被生活所迫到青岛谋生，仍没放弃同情和支持党的活动。在“一一·四”暴动后，为躲避敌人的捕杀，村里不少党员如宋贵平、宋红海、宋书桂、宋盛三等人都先后逃到青岛，我哥克服了自己的种种困难，全力接待了这些人，使他们安居数月，渡过难关。待反动势力撤走，局面缓和以后，我哥又千方百计凑足路费，让他们返回家乡，继续为革命工作。在白色恐怖如此猖獗之时，我哥经受住了考验，仍然坚定不移地支持革命。

1935年夏秋，我被捕关押在青岛附近的李村监狱时，我哥不顾自身安危，冒风险两次到狱中探望我，支持和鼓励我们在狱中的斗争。

1937年10月，我被释放回家，大哥一如既往满腔热情地接待来同我接头的同志们。我三弟宋盛三也获释回来。这时，我们弟兄三人和全家团聚一起，家中的革命气氛又活跃起来，接待工作也就更为繁重。我家人口多，尽管生活十分苦，但全家没有谁为接待叫苦埋怨。凡是到我家的同志从来是我家吃什么，同志们就吃什么，互相关怀，亲密无间。

宋竹庭

我回家后，首先按照胶东特委指示，恢复了过去的原有组织，成立了牟平党工委。紧接着的头等任务就是在我家筹划拉起抗日武装。1938年1月，在党的领导下，我组织人缴了育黎集伪区公所的枪支弹药，成立了第五大队。从此我就离开了家乡，率领这支抗日武装队伍进行斗争。

同年5月，我带队去黄县，我哥由家乡也赶到黄县，找我要求参军。我向特委负责人介绍了他的政治态度和社会关系，特委的意见是：根据当时革命形势的需要，动员他回本地配合中国共产党做上层统战工作。这样，他可以发挥很多的作用，更有利于开展地下工作。一开始，他想不通，经过讲明大局，说清利害，他同意了。于是，介绍他回乡同县委接上头。谁知，我们这次难得的见面和匆匆惜别，竟成永诀。

1939年10月，我又奉调令去了山东分局，与我哥分别后的一些情况，主要根据一些老同志的回忆来了解到的。

宋竹庭（前排中）与战友

本县老党员于书年同志常住我家，很熟悉家中的情况。他多次告诉我，我哥始终与党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每逢赶夏村集（区公所驻地），我哥都要扮作赶集人前去收集各种情报，了解敌人的活动与敌人的各种关系，供县委参照作防范和利用。同时，公开宣传党的抗日主张，配合党的运动。1939年冬，利用敌伪秦毓堂为巩固其地位而扩大势力之机，党派他打入顽固派秦部。秦部为了笼络地方人才，名义上就给了他一个参议的职位。我哥经常从秦部搞出情报和枪支弹药。有一次，他把武器交给了县武工队长邢光同志和副队长宋抡豪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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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哥参与革命活动以来，敌人从未放过对他的怀疑和监视。其原因就是我在本地的活动已引起敌人的注意，我哥和全家也成了敌人关注的目标。随着找我的革命同志日益频繁，也就不能完全瞒住敌人的耳目。敌人暂时容忍他，不过就是想利用他，达到对我们家监视的目的。事情的急剧恶化始于胞弟宋盛三被逮捕，这种表面关系就无法继续维持了。

1940年4月，我弟宋盛三利用亲戚关系到驾马沟舅舅家去刺探驻在该村的秦毓堂部某团的情况，被坏人告发而遭到该团的逮捕。敌人百般严刑逼供，盛三始终坚强不屈，未吐露半句实情，连敌人也说他是条硬汉子。亲友出面担保均无济于事。一经敌总部批准，即押解盛三去村郊法场，勇敢、愤怒的弟弟满怀仇恨从后面狠狠地踢了敌人一脚。敌当众扬言，这是个真正的共产党。残忍而凶狠的敌人将我可爱的弟弟砍头后，又惨无人道地剖腹挖心，敌人的罪行令人发指！吾弟至死面无惧色，骂不绝口，死时年仅22岁，尚未成婚。乡里父老目不忍睹，至今言之痛心，闻者泪下。

我弟惨遭杀害后，敌人更加注意我哥哥和家庭的活动。我哥被敌所迫，眼见得在秦部已无立足之地，只好不辞而别，躲避起来，敌人四处搜捕，我哥坚持了整整两个月。特委派人来要他离开本地，转移至东海，并派宋抡豪带他走。就在行前的当天夜里，敌人派了一个连的重兵包围了我村（北江村），搜查我哥和宋抡豪。宋抡豪开枪拒捕，逃出了虎口，我哥藏在邻居家被搜出。天明时押在家庙示众，他表现镇静，视死如归，不久，于本村村口英勇就义，年仅37岁。

兄长生前为革命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被捕后和在法场上，保持了坚定的革命气节，未暴露任何组织情况，令人敬仰。他的一生是光荣的、革命的一生。

我哥惨遭杀害的当天，他唯一的儿子宋质彬也被捕了。敌人把我侄子捆吊在树上说：“这家是八路窝子，要斩草除根！”质彬年方15，坚决不承认同我兄的父子关系，村里也无人出来证实。敌恐吓无效，猜疑半天只得放开他。同志们把质彬送到山里霄龙寺的山洞里藏起来。数天后，东海专员刘仲益来我家安慰，找到我侄子，并把他领到东海专署，开始让质彬做收发工作，后送他到公安干校学习。几年后，质彬被调到本区做公安员。他表现一直很好，但因之前被惊吓，又在潮湿的山洞中度过多日，不幸染上麻风病，后落下残疾。

我哥牺牲时，敌人惨无人道地将我那白发老母吊在树上拷问：“和什么人来往？都叫什么名字？”并以死相威胁。愤怒的老母在遭受毒打时，更激起了儿子无辜被杀的万丈怒火。老人痛骂敌人：“你们杀了我的两个儿子，我儿究竟有什么罪？如今还要逼迫我这老婆子，你们是野狼！我就剩下这条老命了，我什么也不知道！”说完就咬紧牙关不响了。敌人折腾半天，见逼不出什么，便扬长而去。剩下孤苦伶仃的老妈妈举目无亲，她想到好端端的一大家子人被敌人害得如此凄惨，想起含辛茹苦拉扯大的三个儿子，一个不知下落，两个惨死，肝肠寸断，昼夜大哭不止。老人家被敌人折腾逼迫得实在无路可走，带着心爱的小花狗走到北河沿大树下，大哭一场，拿出早已备好的绳子，愤恨含冤，与世长辞。死后没有一个亲人在场，只有懂事的小花狗卧在脚下相伴。村里传说，小狗守护在家里寸步不离，不吃不喝，几天后也死去了。

我的母亲虽然是家庭妇女，但由于终日劳累腿部患有关节炎，出于对儿子的疼爱和相信，从我入党那年开始，就经常做接待同志的革命工作。她以慈爱善良的心对同志如同亲生儿女一般照顾，来往的同志也把她当作亲娘来关怀体贴，有时拿出仅有的路费来接济她的生活。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老人舍命保护了这些革命者，严守了党的秘密，始终坚贞不屈，为革命献出了家中的一切，献出了三个儿子，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堪称“革命的老妈妈”。

写到这里，思亲之情涌上心头——老母慈祥的笑脸、终日忙碌不得温饱的情景、从儿时起哥仨嬉笑着受到母亲的种种疼爱……诸多场景一一呈现在面前。我们为有这样朴实、高尚的革命母亲而自豪和骄傲，这是儿孙们的光荣。她为党的事业、为儿子献出了生命，却没有看到最终的胜利，没受到做儿子的一点孝敬。今天，我只有怀着内疚的心情，噙着泪水，写下她的英雄事迹，以供后人景仰，继承和学习她的高贵品质。

我尊敬的大嫂自到我家后，同母亲一样支持我干革命。她那时还年轻，接待工作与生活的重担主要由她来挑。她自觉自愿地为同志们烧茶做饭，缝补衣衫。同志们睡下了，她把同志的旧衣服改为棉袄、棉裤，为同志们烘鞋、烤袜，不论多苦多累，她总是任劳任怨没有二话，把同志当家里人一样照看。不管在任何艰难的情况下，她都冒着风险也要把同志的生活安排好，从未动摇过。她一心盼望着干革命能打出个穷人可以过上好日子的天下。她是我家“联络站”的好后勤。

宋竹庭、郭兆南致毕中杰、黄绍湘信件

丈夫、弟弟被惨杀，婆婆被逼死，独子虽然幸免却音讯难通……一连串的灾难都落在大嫂一个人头上。她带着三个未成人的女儿苦度光阴，尽管她没日没夜地操劳耕作，还是不得温饱，最后举债无门，实在活不下去了，被迫忍痛将不足17岁的大女儿宋质文卖给邻村一个人家做童养媳，换回来几斗玉米，才算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后来，专署和特委负责人于洲、刘仲益、梁辑卿及县委的同志经常到我家探望，提供村民代耕代种等照顾，我们家的生活才算慢慢好转。

我的姐姐比我大9岁，是个性格刚强的人。早年她就听信我兄弟二人的民主革命宣传，积极参加我们的活动。为争取妇女解放，她带上我的母亲和嫂子，一起动员村里妇女剪短发、放足、参加识字班、学国语拼音。当封建势力利用“大刀会”杀农民协会会员时，她敢于把我藏在她家躲避近月余。我参加共产党后，她的态度更明朗，积极拥护党的主张，常回娘家同我聚谈。她同我母亲、嫂子一起接待来往的同志，为他们做饭、洗衣服，同志们都把她看作“革命大姐”。我被通缉后，曾在秘密回家探望我的年已8旬早年守寡的老祖母时，常被姐姐沉默无言地握着我的手到半夜。祖母很爱她，她千方百计安慰老祖母，使祖母不为我出走而难过。我悄悄离开家庭参加革命时，姐姐又以革命道理说服母亲和嫂子支持我。1937年我出狱后，姐姐又用节省下来的钱，为我做了长袍、棉裤。三弟被残杀后，在白色恐怖下，很少有人敢接近我家，她动员姐夫（忠厚农民）远去30余里外的刑场，将破碎的血淋淋的尸体冒着风险运回老家安葬。同时又安慰我的老母亲不要伤心，她说：“二弟在外抗战，总会胜利归来，所有为革命死难的人，仇恨一定会得报的。”在家中生活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她总是帮助接济生活，和全家一起在痛苦与饥饿中煎熬下来。即便如此，她接待来往革命同志的工作也从未间断。

后来在抗美援朝期间，她把仅有的两个儿子送到志愿军，赴朝杀敌，为国增光。我姐姐具有劳动人民坚强、直爽、勤劳的高贵品质，对革命事业一贯坚定、乐观，为党做了许多工作，深受全家和来往我家同志们的尊重，我为有这么一个好胞姐倍感光荣。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与千千万万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的壮举密不可分的。我的家庭，是千千万万为革命做出无畏牺牲的革命家庭之一。“生平供忆想，终夜不能眠”——我把我们一家的革命斗争经历记述下来，是为了让我们的下一代了解革命胜利的来之不易，从而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激励他们学习先烈的高贵品质，继承先烈的革命遗志，为祖国建设贡献青春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