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救亡活动走上革命

      从救亡活动走上革命

姜克

姜克

      “七七事变”后，群众情绪非常高涨，我每晚在学校、村中给群众读报、讲抗战道理，并几次带领学生到附近村庄进行抗日宣传，我们带着用白布画的中国地图挂在墙上，《义勇军进行曲》的号音一吹，歌曲一唱，群众就都来了。

      一次，王先民（王逢时侄，抗战入伍改名王大伟）到学校来，他是从北平流亡经山西回威海原籍凤林集，他听王逢时说，我会新文字，特来与我商谈开展威海的新文字运动事宜。通过他，我与威海城内黄姑庵短期小学（龙王庙小学）教员王政安（他搞新文字，以后知他是共产党员）取得联系，并认识了徐业昌（王先民的姐夫，抗战后入伍，他曾参加过地下工作）。因为维新村小学我的学生李化鲲升学到威海中学，袁时若、赵野民（后都参军）两教员发现他会新文字，他二人便亲自骑车到维新村来找我，可是我不知他们是来专访我的，正于他们到校时，我骑车子回家了，这是参军后他们讲起的事。

      又一天，海军教导队郝中队长（六中队）、周军需官，来访学校，校长介绍我与他们谈话，他们热心抗战，对旧统治不满，想联合进步力量。他们说，他们还有400多支枪，希望发动好的群众，武装起来，并与昆嵛山（共产党游击队根据地）方面联系起来。这事我曾报告过王政安，在天福山起义“岭上事件”后，王政安在狱中写出一信，于烺（胶东党的活动重要负责人之一）带信到羊亭找我，计划接洽这批枪支问题。可是传信的人说，来这人正在羊亭与一公安局的人喝酒，我恐有变，校长毕济乐说，他先去看看，情况对，我再去接头。校长去时，见来信上写着姜吉生（这是我给王政安的新文字信中“姜继盛”的译音），校长也怀疑起来，就说学校没有此人，也没有姓姜的，把于烺顶走了，直到入伍后，王政安才说清这件事，深悔这件事未联系好。

1935年在文登城南侯家集乡的花石山小学（县立第七小学）教学

      秋后，威海卫教员学生组织“流亡团”的呼声极高，他们都打算往国民党的后方“流亡”，于是我同王先民、王政安计划，打算到延安去，准备联合自己熟悉的人，一起骑车子走。徐业昌为我们打算，让我们经青岛而日照、洛阳，如果路费不够，可在洛阳军官学校学习一下，据说该校能再转送延安，或作“战地服务团”，在那里工作一段时间，然后转到延安。计划已定，我便回家去约王象卿、张熙灼等人，但没有找到张熙灼，只与王象卿一起到了王政安处。在回威海的路上，想到就要去延安，得与父母妻子分别了，泪水就禁不住涌出来，但又迅速被慷慨激昂的情绪压倒，酸甜交织的心情激荡着，大踏步地向前进。

      我们正雄心勃勃地计划着出发的问题，突然在这天晚上，王政安向我们讲了许多道理：“我们要革命，必须到延安吗？胶东不久以后，那些县官老爷们也都会逃跑的，胶东就成了无政府状态，我们就可以大大发展起来，胶东就需要更多革命者了。”从长时间的谈话中，我才开始知道王政安是一个共产党员，当然问他是不是共产党员时，他不正面答复。我觉得我们已经找到道路了，就不需要到延安了，便于第二天，分别说服了王象卿、王先民，即决定在胶东工作。计划首先组织剧团作抗日宣传，我回校后，即油印了《布袋队》的剧本，并翻印了《威海日报》上署名“亚威”写的两篇文章，编为《动员起来吧，小学教师们》。

      一天，我偶然在王逢时宿舍发现国民党迫害上海被捕的“七君子”（沈钧儒、史良等）的油印文件，说他们“吃苏联的面包、花苏联的卢布”如何如何，我抽取一份送给了王政安同志。但以后剧团未组织起来，王政安同志已不在威海了。

      十二月中旬，威海卫政训处主任孙正谊（孙端夫同志，因他原是山东省政训处总部干事，故人称“孙干事”），骑车子来校找我，以名片介绍后，他说：“第三军在文登发起了，里面多是CCP（中国共产党英文简写）、‘民先’分子，王政安也在那里，希望你将来帮助工作。”我非常愉快地答应了，他约我本星期日到他处参加时事讨论会。

      星期日，我骑着车子到了政训处，参加了时事讨论会，这次会约20余人，有于谷莺等同志参加。开会前，孙端夫同志告诉我：“散会后，有位王先生要和你谈谈。”会后，他就把我介绍给王明光（即孙明光，原名孙玺琪，是专员孙玺凤之弟，开会时，他就坐在开座谈会的套间屋里），当时我认为这必是党的一个重要人物。他首先问我：“你愿参加革命工作吗？”我说：“当然愿意。”他说：“你不怕苦吗？”我说：“吃苦是毫无问题的。”以后他就谈到第三军的情况，并说：“周军需官、郝中队长都加入民先了。”最后我问他：“我可以参加民先吗？”我意思是我一定要参加共产党的，但是共产党是不容易很快参加的，故我可以首先参加“民先”，从工作中慢慢使党了解我，因我已在王政安同志处看到“民先”出的铅印小报《齐鲁先锋》，感觉非常好！但出乎我的意料，王明光说：“你就不必参加这个组织了，你可以参加进一步的组织。”我觉得王政安同志必是把我的情况已报告了党组织，心里很高兴。最后他给我一张《山东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告人民书》，一张印有“中国共产党”字样与图章的“告人民书”一类的传单，我非常高兴。我走出来，孙端夫同志又交给我一张“登记表”说：“你回去填一下这张表吧。”我看其内容，即以为是“共产党员登记表”了，我高兴万分，把表谨慎地带在身上，并问孙端夫同志：“我现在可以做些什么工作？”他说：“你在那里组织民众自卫队吧。”并拿了一封介绍信，让我与在羊亭的政训员王××共同进行自卫队工作。

      我回校后，秘密地填了“登记表”，但“介绍人”填谁呢？孙端夫？他给我教育还很少，王明光也不是第一个教育我的人，还是王政安同志首先给我党的教育，所以“介绍人”就填了“王政安”。可是入伍后有的同志说那表还不是党员登记表，而是“民先”登记表，但我以后与王政安同志谈起此事时，他承认他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他那时已将我的情况报告威海的党组织了。

      在与羊亭那个王政训员联系办自卫队时，他已办交待手续离开了，便计划与这半年认识的孙强杨（孙家滩人，在苏联海参崴工作过，入伍后，又叫孙北洋）和本村几位去过苏联的农民丛荣滋、丛方滋等四五人组织基础，并计划寒假不回家，与邻校一个教员邢乐天（他说过去曾参加过秘密工作）及本校校长毕济乐等一同开展自卫队工作。

 1934年文登县立初级中学师范班师生合影

      1938年新年，我们在校组织学生演了话剧《保卫卢沟桥》《打回老家去》等，我们命名这个小剧团为“全民剧团”，可是本村国民党员丛瑷珠却向他们的《黄海潮报》写稿说他村的“国魂剧团”演出《保卫卢沟桥》。在放寒假前，丛瑷珠扬言：“下期不能留这先生，他是共产党，要到延安去，不断跑威海，还教新文字。新文字是共产党的文字。”但校长毕济乐却说：“他不留，我留，你只管准备在这里干，校长是我当的，你也只管活动，反正我不大懂，但是我一定帮助你。”但是我知道，校长是做不了主的，而且，我已经准备参加“工作”了。

      放假了，我未回家，1月14日，我到威海政训处去，并找见王明光，正好，王明光对我说：“你回去带几个忠实可靠的人来，明天上午十点钟以前要赶到。”什么任务，他没讲，我也没问，第二日便与孙强杨、丛荣滋、丛方滋四人到了威海。就在这天——1月15日下午3时，“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又一次在威海联合里10号孙端夫的住处和专员公署起义了，我就此踏上了革命的新征程。

      王文和高锦纯同志来胶东

      1938年5月，特委机关驻黄县文基姜家，三军总部驻石良集，王文、高锦纯同志奉命来胶东，这是自理琪同志牺牲后，由上级第一次派来的外地干部，他二人都是陕北苏区的干部，都有一定的革命斗争经验，王文同志即任胶东地委（特委时，对外称“地工会”）书记，高锦纯同志任第三军司令员，宋澄同志任政委。

      他们来后，工作都有新的发展。当时地委组织部长吕志恒，宣传部长林一山，统战部长柳运光，职工会长贺致平，妇女联合会筹委会主任李紫辉、副主任张福芝，军事部长高锦纯、副部长高嵩，他们一起建立和加强了胶东各县的领导。

      第三军司令部参谋长赵锡纯、政治部主任李丙令、宣传部长刘汉、组织部长孙德润、统战部长李辰之，部队主力辖：三军一路（直属）、二路（蓬莱）、三路（在东海文荣威的部队，指挥是丁光）、四路（黄县），另与掖县的抗日三支队密切联系。

      在蓬黄掖三县建立了人民政府，蓬莱县长孙端夫、黄县县长曹漫之、掖县县长于烺。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北海专员公署，专员曹漫之，并建立了《大众报》和北海银行，发行北海银行钞票，在解放区代替了国民党的法币。

      军事上不断取得胜利，解放掖县沙河镇、粉碎敌人多路进攻等，都提高了战胜敌人的信心。９月18日，三军和三支队，在掖县沙河镇隆重合编，改番号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编者注：应为山东游击）第五支队”，高锦纯同志任支队长，宋澄同志任政委，以后接连取得平北大青阳战斗、招远马家河战斗等胜利。

      当时胶东形势是极复杂的，国民党杂牌势力，纷纷拉起“抗日”名号的武装，一时“司令”如毛，如东海有威海公安局长郑维屏的队伍，有海军教导队安廷赓的队伍，有石岛盐务局长王兴仁的队伍，有文登民团丛镜月的队伍；牟平有丁綍庭部、张建勋部及外来的秦毓堂部；平度有张金铭部、李德元部；招远有焦盛卿部；蓬莱栖霞有蔡晋康部；胶县有姜黎川部；昌潍有王尚志部、历文礼部、张景月部等。当时都称“司令”，都把持地盘，收敛民财。后来更有东北来的由皇协军反正的赵保原部队，他更是势力较大的，占据莱阳。起初我们曾热烈欢迎他的反正，支持他站住脚，曾与之共同建立过“抗日联军”。但所有这些“司令”，几乎都是“抗日”其名，“反共”其实的。其中栖霞的辛诚一部，自桃村袭我部后，我也认为他们是一丘之貉，后经李晓岩同志介绍，才知他有另一种情况。

1938年9月18日，八路军山东游击第五支队在掖县沙河镇召开成立大会

      原来辛诚一是黑龙江人，北平朝阳大学学生，据说曾参加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并参加过“民先”组织，抗战前任县政府科长，“七七事变”后拉起抗日武装，被推为“司令”（该部称“第五纵队”）。38年秋，蔡晋康、秦毓堂部，占领了栖霞，将辛挤至招远，维持部队困难，这时山东省委派来朝阳大学同学吴帚平，经第三军高锦纯司令的安排，与另一朝阳大学同学、辛的秘书谭鹏志共做辛的工作，辛遂秘请胶东特委和三军派干部帮助整顿其部队，共同抗战。特委又派牛绍文（沈阳）、彭树桢、杨盛春、赵进祺（李晓岩）四人，在统战部长柳运光领导下，做争取“第五纵队”的工作，经过斗争，终将辛部争取过来，在三军改番号为“山纵八路五支”后，该部编为五支二十五旅。辛又让出旅长职位，自率部分部队，又在招远发展武装，抗击日寇，后与日寇战斗中壮烈殉职，吴帚平同志也在龙口开展工作中不幸牺牲。他们都是光荣的抗日烈士。二十五旅后经整编，也对抗日战争作出有益贡献。

      南下进军——百万雄师过大江

      我兵团担任了先遣南下的光荣任务。3月4日，兵直机关也乘车出发了，我团在队列前面，打着一面新制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红地黄字的红旗在行进，十分鲜艳。

      这一路经过的华北各城镇乡村，到处都是热烈欢迎欢送和慰问的人民。他们欢迎东北大军南下，以各式各样的秧歌，为我们壮行——沧州吴桥的小武术家们（都是十岁左右的孩子），为我们做灵巧可爱的武术表演；南皮县近万人欢送大会，绵延了几里路；平原县人人欢迎，家家悬旗还有各种各样的标语，来赞颂东北军的此次壮举！但进入华东各地，欢迎就少了许多，据说这里尚未来得及准备。

长江北岸的老百姓欢迎人民解放军——“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我们经德州，过济南，却都曾看了一下戏。特别到济南时，因福芝乘汽车早到若干日，在那里联系见了一些熟人，我们见到了几年未见的“小黑”（李寿芝）和第一次见面的王远芝的胞妹王月斋，得知王远芝同志很早就参加了革命，而且他在文登，任东海专署卫生科长，我想可以请他给我两个妹妹治一下病。在济南还见了马少波、江新蓉、胡一农同志，另外听说花石山的学生董以信（现名董心一）也在济南，他急于见我，我听到后，也想马上见到他。但是不巧，我到济南时，他正外出未归，也只好等以后有机会再说了。

      经过17天的行军（只南苑至静海是乘火车），3月21日，到达了中原的许昌市。这里是三国时曹魏的国都，城市古老，稍具规模。闻听现市府处，是当年曹操“龙廷”故址，文庙则是关羽被囚处。城西有八里桥，为关羽逃离、单刀挑袍处，但都未能得见，亦非甚重要者。在这里看过两次戏：一次是《三打祝家庄》，一出很好的策略戏，收益甚显；另一次是河南梆子戏，也是写梁山的故事，但不少表情、动作、道白、舞法，都与京剧不同。比较来说，确是比较“落后”一些的，但优点是接近群众，纯用土语方言，尤其极大地表现了河南民情强悍的特点。若很好地加以改造，当是较京剧不差的一个剧种，如其所演的《王贵与李香香》就是一例，教育和感化地方群众的效用极大。

      许昌一带，烟叶为主产，约占70％。但乡村群众生活极苦，群众多无田产，又加灾荒连年，流离乞食者甚多；烧草亦缺，行客嚼过之甘蔗瓤，迅即被拾草之婴妇抢去。战士初临，尚不习惯于当地环境，即已开始进行教育解决。

      在这里看到四十军、四十三军等部队南开，群众激昂之情绪，溢于街巷，这是东北部队之首先进入中原、在第二野战军指挥下共同作战的先遣队。就在这些部队南下时，我军于3月31日，接连收复了驻马店、罗山、确山、广水，已是逼近汉郊了。

      我中央通知南京反动政府，4月1日可于北平接收南京代表前来和谈，他们的所谓“和平代表团”即于此日在北平机场着陆了。可是，也就在这个时间，南京反动政府对要求“真和平”的学生开始了大屠杀，打死、打伤、逮捕和失踪者计200余人。这一惊天流血事件，彻底暴露了南京反动政府对“和谈”的态度，迅即引发全国声讨，纷纷要求解放大军，快速渡江，将这些杀人犯们，一个个擒将过来，交由人民公审处理。

      此次南下之前的去年12月26日，我团曾在安次北辛庄，开了一次较好的团委会。总结了入关进军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传达动员教育，故此段南下进军中，严重的极端民主化减少了，小组的斗争性加强了，干部战士中的“农民意识”现象也有所改善了。

      平津战役前后，抓紧时间进行了3周的“三三制”战术练兵，又学习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重要文章。参观北平后，还进行了评功庆功入党仪式，以配合南下政治动员。故此次南下当中，思想上是扫清了大部分障碍，但是严重的地域观念，却仍然存在于一部分干部战士心中，故当第一次听到毛主席号召“将革命进行到底”时，有位连长就发问，“哎呀！怎么还要到底呀？”后来他还是勉强南下了。但另外仍有11名“逃兵”，含排长1名，最后被地方送回。

      4月5日，陈伯钧副司令员动员整顿纪律，6日又开始继续南下了。14日，到达鸡公山下。19日福芝被调到政治部民运科工作。

      我们在鸡公山下，住后湾、曾家湾和马号一带，待了一段日子。群众生活尚可以，这里以南都是吃大米的。住户家家都有一个大粪缸，一根粗木棍从缸沿斜插到缸底，人们大便时，大便即沿木棍流入缸内，小便亦尽皆纳入。这确是沤积人粪尿肥料的好方法，但苍蝇横飞、蛆虫乱爬，却着实影响到了这一片美好的翠竹秀色。

      一天下午，我们几人参观了鸡公山，踏上这崎岖的小路，山上有些像医院的半旧建筑，风景也无甚可观，只听说这里是当年红娘子练兵的地方。直到后来，1951年3月24日在长沙看了越剧《红娘子鸡公山起义》，才顿生出对这里的美好追忆。当时兴奋之余，曾写有以下短文特予志之：

      “巍峨的鸡公山，我也踏过了，那里是多少过往先辈英雄所踏过的吉祥之地啊！那里染过多少先辈英雄的鲜血啊！”

      “在其他的山上、水中、平原与草甸，哪里没有光荣祖先们为着后裔的幸福而战斗、劳动的血汗啊？”

      “就在这先辈英雄们的足迹上、血迹上，永远开着胜利与幸福的鲜花！”

      4月15日，国共谈判的双方代表团已在北平拟定了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为了给国民党政府签字的时间，我解放大军将预定渡江的时间推迟了一星期，但国民党政府20日拒绝签字，毛主席、朱总司令遂于4月21日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于是有了后面的“百万雄师过大江”。

      4月20日夜，我中部集团（三野七、九两兵团7个军，30万人）首先在裕溪口至枞阳段发起进攻。21日拂晓，将敌长江防线拦腰斩断，至23日攻克铜陵、南陵、芜湖等地，击溃当面之敌，向宣城方向急进。东部集团（三野八、十两兵团8个军，35万人）、西部集团（二野三、四、五3个兵团9个军，35万人）于21日同时渡江发动进攻。23日，东部集团占领了镇江、常州，还回击了英帝国主义军舰的挑衅；西部集团占领了青阳、高坦、至德一线。国民党政府于22日由南京逃往广州，我军于4月23日，解放国民党首都南京。我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解放了浠水、汉川等地，继续向江边推进。5月15日由鄂东蕲春、黄冈地区渡江，白崇禧集团南逃，我军于16日解放汉口，17日解放武昌。

      敌军在我强大攻击下，长江防线完全崩溃，汤恩伯的8个军24个师20余万人退据上海。我中央军委指示三野解放上海，指示二野集结浙赣路休整，以备协同三野击退美帝可能的干涉。我三野九、十两兵团于5月12日对上海发起进攻，27日解放上海。

渡江战士在我军炮火掩护下，顺利突破敌人阵地

      渡江战役从4月20日起，至6月1日结束，突破了敌人的长江防线，解放了江南大片土地与重要城市，歼敌40余万，为我军继续南进、解放南方各省创造了有利条件。

      渡江战役胜利结束后，青岛也于6月2日解放了，我甚为惊喜！记得44年在山东分局党校学习时，我曾写信给山东分局书记黎玉同志，建议山东部队应做好计划，尽早解决青岛东北部莱即边境一带的国民党投降派，以免临近抗战胜利之时，他们逃入青岛，占据崂山，为我解放青岛徒增困难。当时，黎玉同志立即复信，说我没有从整个形势看，在将来的形势发展下，青岛是没有问题的。自那以后，终是投降派的李先良辈退入了青岛，与美帝狼狈为奸，使我部队未能即行解放青岛。而这次上海解放之后，美帝国主义也感到他在青岛孤立了，上海解放前，他还想以增派军舰、飞机、陆战队等把戏到青岛吓唬人，然而派来的这些玩意儿，却成为引路归里的滑稽的迎接者了。

      对于共产党、毛主席决定打过长江、解放全国的决策，国际曾有不同意见。据说斯大林同志曾担心，打过长江，会引起美帝国主义直接参战，酿成大乱，主张以长江为界，南北分治，形成新的南北朝局面。可是毛主席坚决发表了《将革命进行到底》及“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号召，表达了我党和中国人民的坚强意志，并最终迎来了这个胜利。

      （来源：中共威海市委党史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