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东军工生产始末

胶东军工生产始末

王本贤 邢林

王本贤

      在战火纷飞的战争年代里，我们在胶东搞过军工生产。胶东的军工生产，是随着胶东抗日武装的创建而兴起，随着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而不断发展壮大的。在10多年的时间里，它从一个一担能挑起、只能修理不能制造的随军修械所，发展到9个具有相当规模的、能制造多种武器弹药的系列兵工厂，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三四十年，但是，一提起那些在烽火连天的环境里从事军工生产的战友和同志，提起千方百计地支援军工生产的胶东人民，我们的心里总觉得热乎乎的。那段不寻常的经历，给我们留下了许许多多不可磨灭的回忆。

      （一）

      1937年12月24日，中共胶东特委领导了全国闻名的“天福山起义”，建立起胶东第一支抗日武装——“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简称“三军”）。当时部队的枪支，大都是从国民党的地方武装“乡农学校”和地主手里得来的，捷克式、英国造、意大利造、沈阳造、汉阳造，“十三太保”“大鼻子”“红铜翻”“九连灯”“单打一”各式各样，名目繁多。这些枪支，不是缺大栓、弹簧，就是少螺丝钉、抓子钩；那些不缺部件的，也常常出毛病。为了及时修复枪支，“三军”总部决定建立修械所。

      1938年3月，修械所在乳山县崖子村正式成立。当时只有6名工人，部队开到哪里，修械所跟到哪里，挑着炉担，随军修械。“三军”的队伍不断发展，修械所也随着不断扩大。“三军”进入黄县时，修械所已发展到20多人，并且在石良集安了家。

      一天，“三军”总部政委宋澄同志来到修械所，交给修械所一项新任务——制造手榴弹。在当时的情况下，要制造手榴弹，一没有雷管，二没有炸药，三没有造弹皮的设备，更重要的是没有技术，困难是很大的。当时修械所里，唯有孔宪义同志还懂得一点技术。他同全体工人一起，用木渣、硝石等制出土炸药，仿照鞭炮引信造出导火索，又冒着危险到敌占区烟台等地买来药品，自己加工制造雷管。手榴弹总算“造”出来了，可是扔出去以后，要么十几秒钟才爆炸，要么离手就响，无法使用。后来，他们又经过几十次的试验，终于控制好了爆炸时间——4秒钟。不久，第一批手榴弹出厂了。

      开始出厂的手榴弹，有些一炸两半，有的同志开玩笑说，“把它扔到日本昭和天皇的脊梁上，兴许能吓他一大跳！”“三军”总部司令员高锦纯同志鼓励大家说：“初次制造哪能要求那么高，能爆炸就好，希望你们努力钻研，提高技术水平，造出更多更好的手榴弹！”以后，在工人同志的努力下，手榴弹的质量不断提高，不但药力猛，爆炸力强，杀伤力大，一枚能炸成60多块，有些碎块只有花生仁或豆粒那么大。而且很轻巧，只有6寸来长，一个人可带8到12枚，深受战士们的欢迎。

圈杨家兵工厂生产火药时使用的石碾

      随着胶东抗日武装的不断壮大，要求有更多的武器弹药补充部队，单靠从敌人手里夺，已经远远满足不了部队的需要了。于是，“三军”总部决定建立自己的兵工厂，用自己制造的武器弹药来装备自己。1938年5月，建立了“三军”总部直接领导的第一个兵工厂——黄县圈杨家兵工厂，共有职工50多人。兵工厂建立不久，“三军”总部下达了试制步枪的任务，还送来一支“七九”步枪作样子。当时兵工厂的设备条件虽然比修械所时期好了许多，但是，要制造步枪，困难仍然不少！整个生产过程几乎全是手工操作，连步枪筒也是用手摇钻钻，稍不留神，钻头就从旁边穿出来，枪筒就报废了。做枪筒是用铁铲抠，锉刀锉，钻子钻，一点一点地啃。来复线最难办，采用许多办法都做不成。最后，用铁板扭成螺旋线的胎具，装上铣刀，捅进枪筒来回拉，这才做成了。就这样，经过20天废寝忘食的奋战，第一支“七九”步枪终于试制成功，接着就投入了成批生产。

      到1938年下半年，兵工厂的规模已经相当可观，职工人数达到300多名，并成立了党支部，建起了工会组织。以后，又按照部队的建制，建立起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政治工作制度。兵工厂也分成南北两厂，拥有各种大小车床、钻床20多部；还有1部柴油机，用来带动车床；1部蒸汽机，用来发电照明。生产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每月可以造出子弹、迫击炮弹1000多发，步枪60多支，手榴弹1万多枚，还造出了4门迫击炮。工人们赞扬自己的兵工厂，编了个顺口溜：

      机器隆隆响，

      电灯明又亮。

      造枪又造炮，

      支前打胜仗。

胶东兵工三厂修枪组旧址

（二）

      1939年春节刚过，根据地是一派喜庆景象，群众还沉浸在节日的欢乐之中。圈杨家兵工厂里，马达轰鸣，炉火熊熊，工人们怀着节日的欢乐，你追我赶，加紧生产。正在这时，传来鬼子进攻掖县、黄县、蓬莱的消息。一天，“三军”总部传下命令，“兵工厂十天后随部队转移，厂里的机器、设备、原材物料，能带走的尽量带走，不能带走的全部炸掉，决不能留给敌人。”

      这真是晴天霹雳！半年多来，兵工厂发展到这种规模，多不容易啊！如今正在发挥它的作用的时候，却要毁掉它，这怎么行呢？

      厂长张从周反复对大家说：“战争的胜败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主要目的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打人先把拳头收回来，然后再打出去才有劲。我们今天撤出根据地，就是为了以后更有力地打击敌人！”

      大伙觉得这话有道理，就不再说什么了。

      十天很快就过去了，撤离前的一切准备工作业已就绪。全体职工编成了一个营，携带着沉重的工具、材料和半成品，跟随部队出发了。

      大家冒着凛冽的寒风，翻山越岭，长途跋涉200多里，撤到了莱阳、平度、掖县、招远四县交界的大泽山一带，在夏甸落下脚。不久，又迁到牙山一带的高家沟，开始恢复生产。1939年秋末冬初，又迁到一条叫“老庙后”的大山夼里。这里，树木茂密，人迹稀少，是进行兵工生产的好地方。职工们自己动手建起了厂房，不仅迅速恢复了枪支修理和子弹、手榴弹的生产，而且开始制造步枪、机枪、迫击炮，生产规模逐步扩大，技术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1939年冬，国民党顽固派蔡晋康部队制造反共摩擦，对我兵工厂不断进行骚扰破坏。兵工厂又迁到蓬莱、黄县、栖霞、招远四县交界的前寨、后寨、曹高家等山村。这里离敌人的据点很近，驻地周围的几个大村，如西南的玲珑金矿、西北的黄城集、东北的大辛店、东面的松山等，都有鬼子的据点，相距近的20华里，远的也不过40华里。但是，这里的群众基础很好，兵工厂依靠群众的支持，在这里坚持了将近两年的时间。这个时期，是进行军工生产最艰苦、最困难的一个时期。敌人除了反复“扫荡”以外，还采取夜间活动，拂晓袭击的战术，频繁偷袭。针对这种情况，兵工厂党组织提出了响亮的战斗口号——“保卫机器设备，保卫枪支弹药，保卫工人”，保证在敌人“扫荡”、偷袭后迅速恢复生产，支援前线。对待敌人的偷袭，职工们时刻处于高度的戒备状态。当时，兵工厂的情报十分灵通，不仅有来自北海军分区和兵工厂派出的侦察人员，还有大量的驻地群众。敌人一有动静，群众就给兵工厂报信。为了保卫兵工厂，不少同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1940年6月1日鬼子大“扫荡”，曲德明同志前去侦察敌情，被敌人开枪击中，光荣牺牲。1941年5月的一个深夜，敌人对驻在牙山区高家沟的兵工厂进行偷袭，站岗的工人发现敌人以后，及时鸣枪报警，使大多数同志得以迅速转移，他自己却英勇牺牲了。在敌人这次偷袭中，翻砂部的几名工人，为了掩藏机器，没来得及撤出，也被敌人杀害了。

      当时的生活条件也是极其艰苦的，特别是当敌人“扫荡”时，职工全都撤进山里，不但没有饭吃，有时连水也喝不上。只有到了村里，才能得到一点野菜拌上带皮的粮食做成的饭团，就是这样的饭团，也都是群众自己忍饥挨饿专为职工们做的。兵工厂的干部还舍不得吃，先让工人同志吃饱。

      尽管环境恶劣，生活艰苦，职工们却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斗志，不动摇，不退缩，边战斗，边生产。1940年6月1日，鬼子大“扫荡”，兵工厂的柴油机被敌人破坏了，一时无法修复，干部就带领工人轮流拉皮带，让机床运转，日夜不停，一直拉了二三十天。1941年冬，鬼子对昆嵛山区进行“扫荡”，设在山里的兵工厂，成了鬼子“扫荡”的重点。兵工厂根据上级的指示，疏散隐蔽。为了确保机器设备免遭破坏，兵工厂的职工顶风冒雪，翻山越岭，把沉重的机器设备抬到十里以外的沙河，埋进冰水下边的沙土里。工人们不顾冰水刺骨，破冰下水，挖坑掩埋，许多同志的脚和腿都冻成了酱紫色。因受冰水刺激，有的患上了严重的静脉曲张，有的得了风湿性关节炎，直到现在也没办法治愈。笨重的机器设备埋好以后，职工们便带上半成品和简单的工具，回到山里，一边与敌人周旋，一边维修枪支，进行简易生产。敌人越疯狂，职工们的干劲越大，群众对兵工厂的支援也越坚决。一有敌情，职工们立刻动手埋藏机器设备和原材料；敌情一解除，就马上动手安装机器。常常紧张忙碌得一整夜不合眼，第二天还照常坚持生产。大家不分昼夜地工作，眼睛熬红了，肩膀压肿了，但是，谁也不计较工作时间的长短，不叫苦，不喊累。干部担心工人过分劳累，搞垮身体，就说服工人去休息，好不容易把他们劝走，不过两三个小时，他们又跑进车间干了起来。敌人先后三次放火烧了后寨，厂房、民房几乎全被烧毁，兵工厂的生产却从未间断。群众宁肯住进山里，也要把修补好的房屋让给兵工厂；宁肯自己忍饥挨饿，也要把仅有的一点吃的送给兵工厂的职工。后来兵工厂撤离后寨时，群众恋恋不舍，送了一程又一程。如果没有这种血肉相连的军民情谊，没有群众的热心支援，要在那样险恶的环境中进行军工生产，是根本不可能的。

      敌人对根据地不仅反复“扫荡”，频繁偷袭，还施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对于军工生产所需的材料，如钢、铁、铜、焦炭、硫磺、旧电影胶片、机械、工具等，更是严加封锁。他们在海陆两路设关立卡，严禁这些物资进入根据地，给我们的军工生产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但是，兵工厂的职工没有被严重的困难吓倒，依靠群众的掩护，商人的协助，通过我党在伪军中的“关系”，或者用钱买通站岗的伪军，还是从敌人的严密控制下，搞到一些军工生产所需的原材物料。在这一尖锐复杂的斗争中，有些同志被关进敌人的监狱，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总务科副科长王模同志，就是为了搞材料，在前往即墨县找商人关系时，被敌人抓去而英勇牺牲的。

      在解决原材料方面，群众对兵工厂的支援也是很大的。群众知道兵工厂缺乏材料，主动搜集废铜废铁，肩挑驴驮地送进兵工厂。许多妇女同志都把自己心爱的家具上的铜饰件卸下来，献给了兵工厂。

群众到兵工厂帮忙摇大轮发电

      工人们深知材料来之不易，因此使用材料时十分珍惜，凡是能用上的总是想方设法用上去。搞来的圆钢有粗有细，工人们就量才适用，制造出各种不同口径的迫击炮，有八五、八二口径的，也有七五、六五口径的；搞来的钢轨是工字形，工人们就把它烧红，锻打成圆钢，用来制造机枪枪筒。钢轨质量差，造出来的机枪枪筒，打不上百八十发子弹就发热胀大，影响射程。工人们又动脑筋想办法，造出了双筒机枪，一个枪筒打热了，可以很快地换上另一个枪筒继续打；敌人扔下的未爆炸的炸弹，也成了兵工厂的宝贝，工人们冒着炸弹随时可能爆炸伤人的危险，挖出炸弹里的苦味酸，碾成粉末，重新使用。这种药的毒性很大，那时不仅没有防毒用品，连个口罩也没有，碾药、装药的工人同志，被浓烈的苦味酸气味呛得喘不过气，熏得两眼流泪，有的中了毒，浑身浮肿，头痛得厉害，但仍然坚持生产。

      依靠群众的大力支援和全体职工的团结一致，兵工厂不仅没有被敌人摧垮，而且由一个发展成两个——1940年秋，由后寨兵工厂抽调部分老工人，与西海区的修械所合并，建立了兵工二厂，原来那个厂改称兵工一厂。这两个兵工厂，在一般情况下，每月能制造手榴弹接近一万枚、步枪四五十支、轻机枪二到四挺、各种口径的迫击炮四到十门，还有大批子弹和迫击炮弹。

      （三）

      1941年，我胶东部队在许世友司令员的统一指挥下，展开了大规模的反投降派战役。这次战役，不仅打垮了投降派的联合进攻，而且缴获了大批军工生产设备，使胶东的军工生产获得了一个空前的大发展——我军缴获郑维屏、丛镜月的兵工厂，在昆嵛山建起兵工三厂；缴获蔡晋康的兵工厂，在牙山建起兵工四厂；缴获苗占魁、丁綍庭、安廷赓的兵工厂，在㟙垛山建起兵工五厂。

      为了统一领导各厂的军工生产，1941年4月，成立了胶东军工生产委员会（1943年成立兵工总厂时，该委员会撤销）。

      1941年6月，军工生产委员会把制造“捷克式”轻机枪的任务，交给了兵工一厂。当时，尽管增添了不少设备，但是，要成批地生产“捷克式”轻机枪，困难仍然不少。

胶东军工部各厂位置略图

      厂领导放手发动全厂职工，人人出主意，个个想办法。没有图纸，技术顾问陈惠仁等同志，就拆开一挺待修的“捷克式”轻机枪，仔细地研究了各个部件所需要的材料，终于绘出了一份精密的图纸；没有铣床，工人们就用古铜钱和废钢铁铸造出一台土铣床；没有鼓风炉，就用大风箱；没有汽锤，就用大锤，通过人工锻打；材料不足，就派人到敌占区，通过“内线”关系购买“众人拾柴火焰高”，经过工人们的苦干加巧干，硬是把一些什么形状都有的材料，制成了一个个标准的枪托、枪管、枪机、准星造出了合乎要求的“捷克式”轻机枪，并很快投入了批量生产。一开始每月只能制造4挺，后来增长到十几挺。机枪源源不断地运到前方，战士们的感谢信和慰劳品不断地寄进兵工厂。

      为适应前方的需要，有几个兵工厂开始试制平射炮。1943年冬，兵工二厂得知山东军区缴获一门“九二”步兵炮，就派人前去测绘，回厂后便开始试制。

      试制“九二”步兵炮，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制造炮身的后坐簧。开始时用钢棍缠，人工缠不动，就利用车床丝杠缠。好容易缠起来了，但淬火后不能用。于得水、刘凤山等同志，同工人一起分析原因，有人说是“淬火的技术不过关”，有人说是“钢棍的质量有问题”。经过反复分析研究，一致认为，两方面的原因都有，决定换用火车厢下面的盘簧钢。又经过多次试验，不断提高淬火技术，最后终于达到了质量要求。

      造炮的难关一个个被攻下来了，接着就试制炮弹。工人们参考“八二”式炮弹和军舰炮弹的装置，弹体采用球墨铸铁，弹头前部用钢帽，造出了瞬发引信和延期引信两种炮弹。1944年初，第一门口径为80毫米的“九二”步兵炮刚刚试翻成功，正赶上攻打鬼子的水道据点，司令部命令把这门炮运到前方试用。当大炮架好，对准敌人的碉堡后，只听“轰隆”一声响，霎时间，碉堡上部石解砖飞，接着，又是一炮命中目标。自制大炮显神威！敌人被彻底打垮了，司令部为兵工厂送来了“嘉奖令”。工人们个个喜笑颜开，以更大的干劲，投入到“九二”步兵炮批量生产的战斗当中。

      兵工厂为了生产更多更好的火药，决定自己制造硫酸。要在山沟里制出硫酸谈何容易？！困难大，工人的决心更大。东海化学研究室的技术员王旭九同志，大胆提出了“用两口腌菜的大瓷缸，上下对口当作硫酸塔制造硫酸”的方案。在领导的支持下，他和工人们一起，反复试验，终于制出了硫酸和硫磺。为了提高产量，他们又闯新路，在高高的金牛山上，用花岗岩作外壳，建起了硫酸塔，就地取材，就地生产。在制酸过程中，制酸工人不顾危险，不辞辛苦，昼夜奋战。一次，硫酸合炉发生故障，必须马上抢修。20多岁的青年工人孙金鑫同志，冒着风雪严寒，挽起裤角，脱掉鞋袜，赤着双脚，和泥抢修。一连干了两天两夜，修好硫酸合炉，保证了生产的顺利进行。工人们就是以这种困难面前不低头的革命精神，不仅生产出大量的硫胶、硝酸、盐酸，而且还用木焦油制出丙酮，用土酒精塔制出乙醇、乙醚，用花生油制出甘油，用石碳酸制出二硝苯、苦味酸。

      为了提高产品质量，1944年12月，兵工总厂对整个军工生产进行了调整，使各厂生产分工更加明确化、专业化。

      （四）

      解放战争时期，胶东区党委和胶东军区决定进一步扩大军工生产，于1946年12月又建立起两个兵工厂：在昆嵛山建了兵工六厂，在牙前县建了兵工七厂。同时，兵工总厂成立制造部，担任大修和制造军工生产设备。1947年4月，又建立了兵工八厂。9月份，以五厂为基础，建立了兵工化工总厂。为了加强对军工生产的领导，1947年5月，胶东军区成立军工部和军工政治部。

      在解放战争中，各个兵工厂的广大职工，付出了巨大的劳动，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947年3月，胶东军区交给兵工六厂一项新任务——生产“四五”步枪。六厂原来主要是生产迫击炮的，缺乏生产步枪的经验。他们层层发动群众，重新组织了技术力量，成立5个制枪小组，第一组锻打各种配件毛胚，第二组制造接槽，第三组负责直筒，第四组专营装配，第五组上漆。全体职工齐动员，加班加点，昼夜奋战。每到夜晚，厂房内、工棚里，灯火一片，机声隆隆、锤声叮当，比白天还要紧张。木工张广礼、刘天会等五六个同志，干到深夜不休息，厂长把他们“赶”出工棚，又锁上大门。可是厂长刚离开，他们就搭起人梯，翻过院墙，钻进工棚又干了起来。工人栾敬成同志胃病复发，吃不下饭，浑身出冷汗，仍坚持不离岗位，厂领导动员他去休息，他就“耍蘑菇”，藏到草垛里，等领导走了以后，他又出来继续干。

      工厂的领导同志看到工人这样地拼命干，非常感动，对工人更加关心爱护。他们发现哪个工人经济上有困难，有钱的就送钱，有物的就送物；哪个工人生了病，不时地去看望，有时亲自把饭菜送到病人面前、嘴边。他们还发动全体职工，互相关心，号召“一个党员团结一个非党员，一个工会会员团结一个非会员”，并且每周召开一次汇报会，听取工人们的要求，了解工人们的生活状况。在领导的带动下，医务人员下车间巡回医疗，炊事员也把热水送进车间，领导对工人越是关心，工人的干劲就越大，生产效率也成倍地增长——到4月份，月产步枪100支；到7月份，提高到500多支，产量比4月份增长了4倍。

      淮海战役前夕，许世友司令员亲自打电话指示兵工六厂，要在一个月内生产迫击炮弹一万发，力争超额完成。他强调指出，今天多生产一发炮弹，等于明天的100发，要求工人鼓足干劲，加紧生产，为支援淮海战役作出更大的贡献。

      六厂接受这个艰巨而光荣的任务以后，立即投入紧张的生产。全体职工奋发图强，废寝忘食，吃饭不停车，边吃边干。有的同志去大小便也是一溜儿小跑，争分夺秒抢时间。冶金班一天化铁近万斤，上料完全靠人工，上料工人每天都要冒着烟熏火燎，把一万多斤碎铁和燃料倒进化铁炉。一天下来，个个都累得腰酸腿痛，连床都上不去，可是第二天还是照常干。为了提高功效，工人们大搞技术革新，改进生产工艺：电工王力、王正两人造出一台“电焊机”，用来焊接炮弹翅子，省掉了原来的钻孔、铆钉、铆、修正四道工序；张庆同志制成一台“切药机”，加工硝化棉无需再用手工操作；牟开典同志大胆创新，把碎瓷碗片碾碎修炉，代替耐火材料，延长了化铁炉的寿命

      就这样，在全厂职工的一致努力下，超额完成了生产迫击炮弹的任务，有力地支援了淮海战役。

      说到许世友司令员，这里要多讲几句。许司令员一来到胶东，就十分重视军工生产，他不但经常下达指示，提出具体要求，而且多次深入到兵工厂，检查工作，了解情况；不仅要求各兵工厂多出产品，而且提出质量一定要高，强调“质量第一”。当时，由于生产条件差，原料不足，常用代用品，产品质量不完全过关，曾出过问题。比如，用剪碎的电影胶片制成的炸药装配子弹，就出过枪支炸膛的问题。记得有一次，兵工三厂生产的机枪子弹，在战场上使用时，把机枪炸了，还伤了自己人。许司令员听说后亲自指示：“停产整顿思想，改进工艺，提高技术水平，整顿不好不许生产。”这次整顿进行了100天，成了兵工三厂历史上有名的“百日大整顿”。通过这次整顿，不仅提高了工人的思想觉悟和技术水平，而且制定了一整套严格的规章制度，严格了生产操作规程，使产品质量有了一个很大的提高。

兵工三厂生产的地雷、手榴弹

      1948年，胶东军区军工部，改为山东工矿部第二军工局，由山东工矿部领导。这时，全胶东各兵工厂的职工总人数达到8600多人，生产水平已上升到相当可观的程度：每月生产步枪500多支，掷弹筒420多门，各种口径的迫击炮60多门，各种炮弹、掷弹1.2万多发，子弹37万多发，无烟药1万多斤，各种高级炸药16万多斤。

胶东军区人民兵工发展沿革

      （1938—1948）

      回顾战争年代的胶东军工生产，使我们深深怀念那些为坚持和发展胶东军工生产而英勇献身的战友和同志，他们是党的好儿女，是人民的功臣，他们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我们还高兴地看到，更多的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地为胶东军工生产作出巨大贡献的同志，全国解放以后，根据党的需要，仍能战斗在各条战线上，成为骨干力量。他们坚持和发扬了当年的革命精神，为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新的贡献。有的积劳成疾，牺牲了自身的健康；有的还在朝气蓬勃地为祖国的四化建设夜以继日地工作着。

      回忆当年，激情满怀。我们一定继续发扬战争年代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为建设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贡献出自己的一切。

      王本贤（1909—1985），男，山东省荣成县（现荣成市）北窑村人。1927年加入中国国民党。1928年高小毕业后就地教学，1931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文登县第一个党小组成员之一。1932年9月，经组织批准到文登七乡师读书，1933年任中共文登七乡师第二届支部书记，1934年3月中共文登县委在文登七乡师成立，任宣传委员。1938年4月被胶东特委派到荣成整顿党的组织，为荣成党组织的统一奠定了基础。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主要担任后勤保障和学校领导职务。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青岛港务局党委书记、局长，上海海运局副局长兼港务局局长、党委书记，上海市河道工程局局长，上海市港务管理局局长，上海市交通运输局局长等职。

      邢林（1915—1980），男，曾用名邢炯。山东省文登县（现威海市文登区）前北凤口村人。1938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政治部科长、山东纵队第五旅供给处合作社主任、胶东军区后勤部被服科科长。1940年7月起，先后任胶东第一、二、三、四兵工厂副厂长、厂长、指导员，胶东兵工总厂副厂长、胶东第六兵工厂党支部书记等职。1941年2月，率领20余名骨干，在昆嵛山辛庄一带组建山东纵队第五旅第三兵工厂并任厂长。在缺乏专业技术人员，没有图纸，缺少原材料和必要的工具、设备的情况下，发动群众，集思广益，土法上马，制造手榴弹、机枪等，仅4个月就试制成两挺“捷克式”轻机枪，手榴弹也由月产300余枚增加到5000余枚，受到胶东军区的表彰。新中国成立后，调任山东矿产管理局党委书记。1951年后，曾任中共烟台市委工业生产委员会副书记、烟台市副市长、中共烟台市委书记处书记、烟台市市长、中共烟台市委副书记、烟台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来源：中共威海市委党史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