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威海第一支人民武装的诞生

回忆威海第一支人民武装的诞生

      章若明

章若明

（上）

      1938年3月7日，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威海卫。在此之前，国民党驻威海卫的党政军警机关和一些部队，早就撤离了威海卫市区。

      被国民党刚刚任命的威海卫行政区管理公署代专员兼保安司令的原公安局长郑维屏，率其所部驻扎在文威边区的东、西武林一带山村。海军教导队总队第二大队以大队长安廷赓为首，也撤退到文威边区的文登驾山村一带。已离开军界的原总队长张楚材则赖在城里不走，无耻地投降日寇，当了汉奸。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三路指挥部成立以后，指挥员丁光、政治特派员孙德运等率部进驻正棋山东麓——威海卫第八区（桥头区）的方吉、于家夼、马夼邓村，与毗邻的国民党部队建立了联合抗日阵线。在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推动下，这些部队分别部署在羊亭、冶口、温泉汤等村一条弧形防线上，抗击着威海卫市内日伪军的不断进犯，那时国共合作的抗战形势还是比较好的，民心安定，士气高涨，多次战斗也颇有战绩。

      6月初，三军三路指挥部奉命西上。临行前，虽然部队散发了《为西上告文荣威同胞书》，但总稳定不了三县人民的情绪，特别是三军三路驻地一带人民，更是震惊和惶恐。

      在此期间，安廷赓部也由于受不了郑维屏部的排挤和欺压，撤到了牟平县的冯家、午极一带（现属乳山市）。与牟平县的地方势力派、顽军苗占魁、张建勋等部靠拢在一起，支撑着牟平县境内所谓“抗战”的局面。

      由于三军三路和安廷赓部的相继西撤，空出了一块相当大的地盘，郑维屏便趁机招兵买马，扩充自己的势力。他把原威海卫公安局所属的3个分局，扩编成3个团，号称“保安第一旅”。原第三分局的局长石兆麟（外号“石猴子”）升为第三团团长，团部就设在荣威边区荣成境内的杜家、孔家等村，其部队则分散部署在威海卫境内的洛后、观里、盘川夼等村。

      原驻文登、荣成两县沿海一带的盐务警察王兴仁和胡寿恒部，此时也分别有了发展，扩编成保安第二旅（实为空架子）。王为旅长，胡为副旅长兼任荣成县长，其前沿部队——梁俊逸中队驻在孟家庄、桥头村一带，张文彬中队则驻在三军三路驻地的墩前等村。

      上述几个顽固派部队，均采取了消极抗战的态度。日本军队出动时，他们空打几枪以后就撤退，敌伪军撤回据点以后，他们又大摇大摆地回到原驻防地，形成了与日寇相对而望的半休战状态。但对待老百姓，他们则打着“抗战”的旗号，作威作福，鱼肉人民，所谓的游击队变成了“油饼”队，人民群众敢怒而不敢言。

      更严重的是，自8月发生了“葛家惨案”以后，各顽固派军队加紧了对我党我军的挑衅活动，不断制造各种摩擦事件，迫使我党的工作转入了相当困难的地下状态。刚刚激发起来的民众抗日热情逐渐冷却，建立不久的民众抗日自卫队的活动也被迫停顿了下来。文荣威边区人民又陷入国民党顽固派的全面统治之下，迷惘和失望的情绪笼罩着广大抗日救亡青年的心头，人民迫切要求有一支自己的武装力量，人民的子弟兵！

      1938年10月，中共威海卫特区支部重建以后，在中共文登中心县委的领导下，在发展和加强党的工作的同时，致力于恢复与健全青、妇和教职员工等各个救国会以及自卫队的组织活动。至1939年1月中共威海卫特区委员会成立，上述各群众救亡团体的建立与活动，在东南乡一个较大的地域，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和坚实的基础。6月份东海特委在栖霞县的郝格庄村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此后，我们的军事武装工作进入了有计划、有组织的开展阶段，当时我在威海卫特委担任书记。

      根据东海特委军事工作会议的精神，这一段时间，我们在建立威海卫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开展军事斗争方面，着重抓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准备工作：

      一、在思想方面，主要做了两件大的工作。第一件事是组织干部（包括特区委成员）学习胶东区党委（当时称第三区党委）发来的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论持久战》和《论新阶段》两本书，并较广泛地分赠各村上层人士和知识界朋友，供他们阅读。同时大量分赠胶东《大众报》连载由林一山同志撰写的《抗日必胜论》的文章（后来翻印成单行本）。这些学习材料，为广大干部群众点亮了明灯，澄清了混乱思想，增强了抗战必胜的信心。第二件事是不断地向党员和各个救国会会员进行民族教育、阶级教育和抗战形势教育，告诉他们党要抓武装，只有拉起我们自己的武装队伍，抗战才有希望，胜利才有保证。同时，发动大家做好各项准备工作，一旦时机成熟，就随时拉起队伍，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日本侵略者，收复国土。

      二、在武器装备方面，主要是发动党员和各救国会会员，广泛搜集枪支弹药。先是搜集散落在民间的旧式武器，如大刀、红缨枪和土枪土炮；进而是通过关系，向伪军，主要是顽军收买子弹和枪支（数量极少，多为残缺需要修理）。旧式武器大多仍分散在农村，掌握在我党领导和控制的自卫团员手中，以公开合法的形式保存着。步枪和机枪子弹，则送交东海特委军事部集中保管，累计先后共送去五六百发。后来因形势有变不能上交了，就留下来准备拉队伍时使用。

      三、在组织工作方面，主要是争取掌握自卫团和发动新战斗员这两项工作。组织、掌握自卫团的工作，早在三军三路驻防文威荣边区时就开始了。当时三路指挥部的政治工作人员邹本兰（桥头区河西庄人）等，就在附近一些村庄组织成立“民众抗日自卫队”，曾引起郑维屏的恐慌和不安，想方设法加以阻挠与破坏。三军西上后，郑部马上趁机以行政当局的合法地位，通令各区各村限期普遍成立“民众自卫团”。他们把“抗日”二字勾掉，把“队”改成“团”，以示与我党的区别。我们则不失时机地利用这个机会，将原有的抗日自卫队合法化。自卫团长等骨干人员，基本上没有变动，仍然继续掌握在我党手中。这样的村庄，在桥头河以西就有墩前（团长梁镇圃，化名刘青山，共产党员，后任东海军分区后勤部兵工厂厂长，因拆卸旧炮弹爆炸牺牲）、西山（团长刘德淇，化名王玉，共产党员）、方吉、河北（团长邓基，共产党员）、大院（团长刘忠谋，化名林国卿，共产党员）、碑口、报信（团长刘忠，共产党员）、邓家店（团长邓国卿，共产党员）、柴里、黑石、于家夼、江家口（团长夏俊卿，共产党员）、产里（团长殷树柏，化名李志明，共产党员）、逍遥（团长王和泰，共产党员）等村。桥头河以东有雅格庄（团长韩玉瑚，化名刘玉林，共产党员）、洛后（团长吕福本，共产党员）、盘川夼、河西村、屯钟家（团长先为钟毓祝，化名章若明，共产党员；后为钟毓嵩，化名陈秀峰，共产党员）等共计二三十个村庄。在桥头区，除了桥头、孟家庄等少数几个村的自卫团为顽固派控制以外，基本形成了连片的我党控制区。

      这一些村庄的自卫团员，站岗放哨、盘查行人、捉汉奸、送情报，工作非常活跃，为后来建立威海卫人民抗日武装和坚持游击战争，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有了这种良好的基础，我们就开始着手发动新战斗员的工作。各村党支部对此非常认真，抓得很紧。开始是成熟一批送走一批，由文登县委号称“铁交通员”的刘锡荣同志带领西上，输送到我五支队，前前后后达300人左右。后来形势恶化，交通受阻，我们就把发动成熟的青年，就地组织起来，待机建立自己的武装。有的村庄如墩前村，还将这些青年组织成游击小组，练习打“麻雀战”。敌伪军出动抢掠时，他们就打冷枪骚扰敌军，保护人民群众转移，受到了人民群众的称赞。

      可以看出，我们建立人民武装的准备工作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组建一支威海卫人民自己的抗日部队，条件基本已具备，只待时机成熟了。

在威海工作时期的章若明（左）

      （中）

      1939年12月中旬，东海特委在所属的北海区的栖霞县唐家沟村（东海特委驻地）召开了党的活动分子紧急会议，出席会议的是各县县委书记、有关部长等100多人。威海卫特区委有我（当时我担任特区委书记）、张言（梁学张，宣传委员）和慕恩慈（即王少木，妇女委员）3人出席了这次会议。

      会议的主要内容是王志恒（于克恭）同志传达了胶东区党委会议提出的新任务，要求我们紧急动员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牵制敌人对西线我军的压力，粉碎敌人的“扫荡”。从会议的名称、内容、参加人员、时间和会后的行动看，据我所知是东海特委成立以来规模最大、最重要的一次会议，带有战略阶段转变的性质，是对东海人民开展新的武装斗争的直接动员，对敌人发动主动进攻的号角终于吹响了。

      为了配合东海人民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和护送特委机关返回东海地区就近指导工作，区党委和胶东军区特派出一个营的兵力同我们一起东进。当部队到达昆嵛山东麓的靠山庄一带，不料遭到郑维屏等顽固派军队的进逼阻挠。为了照顾大局，本着“忍让为国、团结抗战”的精神，我军主动折返西归，我们十几个随军东进的地方干部，由地下交通站护送，连夜奔回各自的工作岗位，分头贯彻这次会议精神。

      1940年2月10日（农历正月初三），我正在家里过春节。突然，特区委的政治交通员一位姓郭的同志来通知我，说东海地委来了两个领导，有急事要马上见我。我急忙赶到特委机关驻地墩前村，到张言家里一看，原来是地委新任组织部长滕景禄同志和民运部长于洲同志来视察我们的工作。只见他们风尘仆仆，全是一副农民打扮，未及寒暄问候，即开始传达上级的指示。他们说，青岛的敌军已经在海阳（现行村）一带集结，即将由东向西，对东海区开展一场大规模的“扫荡”，即后来常说的年关大“扫荡”，地委估计顽固派军队必将望风溃散，不战而逃。我们党应该立即行动起来，紧急动员全体党员和一切抗日群众，开展一个广泛的“拣枪运动”，把顽军所丢弃的枪支弹药收集起来，把流窜为匪、危害人民的散兵游勇的武器收缴下来，以便武装人民，拉起自己的队伍，担负起挽救民族危亡的历史责任，独立地开展东海地区的游击战争。最后一再嘱咐我们，时机千载难逢，切莫错过。传达完毕，两位领导等不及参加我们的讨论，又冒着风雪，急匆匆地奔赴荣成县委去了。

      我们特区委经过一整夜的研究和分工，第二天一早，就分头到各村去传达贯彻落实上级的指示，我分工桥头河以东的几个村。大约上午10点左右，我走出桥头村不远，就看见日寇的飞机在头顶上盘旋侦察，真使我大为惊叹——地委的情报是何等准确，措施又是多么及时有力！我当即暗下决心，一定要为组建一支人民的抗日武装而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不出我们所料，东海区的各顽固派军队，特别是文威荣三县的郑维屏、丛镜月、王兴仁、胡寿恒等部，在敌军扫荡尚未到来时，就惊恐万状，望风而逃——弃枪逃跑者有之；找老百姓隐蔽枪支换上便衣逃跑者有之；化为散兵游勇危害人民者有之；甚至整排整连插枪统一遣散的也有。一时之间，母猪河以东大片地区形成了一个国民党军队瓦解、政权解体、万兵无首的真空地带，时机终于到来了。守土抗战，人人有责，我们共产党人怎能袖手旁观，无所作为？党的指示，人民的期望，历史的进程，我们怎能违背，怎能不肩负起自己的历史使命，勇敢地行动起来！一句话，他们弃枪逃跑，我们守土抗战！   

《章若明回忆文集》

      在特区委的领导下，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迅速行动起来，很快形成了一个拣枪、起枪的高潮。有的村虽尚未接到特委的通知，但在邻村的影响下，也纷纷行动起来。形势发展之快，令人振奋。有的在山沟里或草垛中拣到枪支，有的在顽军士兵调换便衣时取得枪支，有的用武力收缴流窜为匪的散兵游勇的武器，较大规模的则是起取顽军集体插下的枪支。截至2月底，综合各村的统计，就掌握兵员200多人，其中包括郑部、王部溃散的一些本地籍士兵；起取各种枪支一百七八十支，党员欢欣鼓舞，人民群情激奋。在广泛地搜集枪支，组织兵员的过程中，我们还注意镇压那些敌特、汉奸和罪行昭著的铁血锄奸团、抗八小组的少数死硬分子，打击了他们的破坏活动，保障了人民抗日武装的顺利进行。

      （下）

      1940年3月3日（农历正月二十五日），继文登、荣成两县之后，我们威海卫特区委也集中人枪拉起了队伍，一支由我们党直接领导和掌握的威海卫人民抗日武装——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九军东海总队第三区队（文登县为第一区队，荣成县为第二区队），在荣成县的双顶子洼村（现崖西镇东双顶村，曾用名东双顶洼村，此处为民间口语）正式成立了。

      这一支刚刚诞生的抗日队伍，指战员近200人，各种步枪100多条，加上土枪、大刀，基本上，每人可手执一件武器。区队长由我们争取过来的王兴仁部中队长张文彬担任，我担任政治教导员，特区委军事委员王冰（梁万春）同志担任副区队长，张言同志为政治处主任，特区其他委员暂时都作为政治处的工作人员。区队下辖3个中队，一、二中队均以钢枪武装；三中队则以土枪、大刀装备，作为训练新兵、储备兵员的预备队。一中队长张孟（梁镇孟，墩前村人），二中队长王和泰，三中队长（或指导员）邹振华（逍遥村人），都是这次组建武装的骨干。中队以下按排班编制，排班长也都是挑选的优秀同志担任，例如西山后村的孙学（刘德学，后来作战牺牲了），报信村的刘忠和，墩前村的邓庆（梁镇庆）等，都是好班长。

      然而，那些假抗日、真反共的顽固派，对我们这支新兴的人民抗日武装，恨得要死，怕得要命，千方百计窥伺方向，寻找时机，企图扼杀我们于摇篮之中。我们是在与顽固派、日伪军的不断斗争中成长壮大起来的。

      就在组建人民武装的当天晚上，刚刚诞生的第三区队就遭到顽军王兴仁残部的袭击，我军在被迫自卫还击以后，大部分安全转移到山后坡的榛子崖村，少数未经战火锻炼的新战士，突围中失散返回家乡，我们损失哨兵人枪各一。按照特区委在榛子崖村召开的临时会议决定，第三区队由榛子崖村向东进发，转移到伟德山前，向荣成县的第二区队靠拢，配合行动，协同作战，开展工作。

      3月中旬，荣威两个中队在龙峰村、院东一带活动时，遭到东窜的秦毓堂残部的袭击，双方激战，互有伤亡。我三区队二中队长王和泰同志不幸阵亡。正值东海军区司令部东进至此，三方协同反击，把秦匪残部击退。我们会师以后，形势逐渐稳定下来。此时，区队长张文彬因经受不了频繁的战斗和艰苦的生活，离队回了河南老家，区队长由王冰同志继任。   

章若明与妻子

      3月25日（农历二月十七日），特区委在西山后村第二次集合新战斗员，包括在双顶子洼村突围失散回家的战士。当夜幕降临时，又遭到郑维屏残部张培绪、张培文等的突然袭击，他们伪称是我军海阳区队的，前来与我部会合。由于我们思想麻痹，警惕性不高，最后，我特区委组织委员岳东、民运委员王斋两位同志被他们劫持绑架走了，并缴去长短枪10多支。区队里原在郑部干过的五六个士兵，也乘机倒戈叛变，只有我、王玉和梁回云3人，带出一支“天门开单打一”的长枪，突围脱险到叭蜡庙村。我们与周子峰同志一起，直奔驻在埠岚村的东海军区司令部，向司令员王志恒同志报告了这一情况。王志恒司令员当即命令司令部直属二营二连与我们一起火速返回西山后村，歼灭敌人，营救被捕的同志。待我们往返20多公里返回该村时，郑部残匪早已逃之夭夭。这是我们三区队建立以来所遭受的最大一次损失。岳、王二同志被捕以后，我们曾通过各种途径，多方设法营救，均未奏效。不久即传来噩耗，他们已惨遭郑部杀害，消息传来我们大家万分悲恸，这个教训是极为深刻的！

      4月初，原郑部一团三营，即大刀营营长商立旦（曾在威海卫城里担任过国术馆馆长或拳师），率一股匪徒窜到文威边区，夜袭了埠岚村，杀害了该村党支部负责人，刺伤了文登县农救会会长刘锡荣的耳朵，又袭击了驻在杏树夼村的我特区委社会部的保卫队。我军反击突围时，队长张孟（此时已调回保卫队工作）同志战斗负伤。

      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第三区队虽然经受住了锻炼，取得一些胜利，但屡遭袭击，屡受挫折，力量有所削弱。郑维屏部被敌军的“扫荡”吓懵以后，惊魂稍定，则又到处收集其残部人枪，并开始在昆嵛山里建立起根据地。胡寿恒部的梁俊逸中队投向威海卫日伪军以后，被收编为伪警备队第一大队（大队长孔宪源）第三中队，驻扎在孟家庄、桥头两个大村镇，构筑碉堡岗楼，监视我军和地下工作人员的活动，文威荣边区的形势严重恶化了。同时，我们部队在给养、被服、经费和弹药等方面也都遇到了严重困难。在这种情况下，5月初，威海卫三区队被调到东海军分区司令部，改为警卫连，张孟同志任连长。

      战争时期形势的变化非常快，可以说是瞬息万变，随着文荣两县我军的节节胜利，开辟了大片地区，相继建立起抗日民主政权，文荣边区的形势也有所缓和。

      8月17日，东海军分区司令部决定将警卫连恢复威海卫抗日大队建制，王明同志任副大队长，王冰同志为副教导员，率领200多名指战员返回文威荣边区，坚持和发展人民游击战争，抗击日伪军，领导边区群众开展反抢粮、反蚕食斗争，保卫边区人民的利益，保卫新生的抗日民主政权——威海卫行政办事处。

      在以后的多次战斗中，部队不断发展壮大，扩编为威海卫独立营，在营长江海、政委宋奇光两位同志的指挥下，积极袭击敌伪军，屡建战功。1944年秋季，在文西、文东、荣成3个兄弟独立营的配合下，又取得政治、军事攻势的空前胜利，收复了大片失地。1945年8月，威海卫独立营配合东海独立团，取得了驱逐日寇、收复威海卫的伟大胜利。

      党领导的、我曾经参与创建的这支部队，在完成了驱逐日寇、收复威海卫的使命后不久，即渡海北上，奔赴东北解放战争的战场。在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和全国解放以后的保卫祖国、建设祖国的伟大事业中，屡建奇功。如今，这支英雄的胶东子弟兵队伍，仍然在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序列中，守卫在祖国的万里南疆。

      章若明（1920—2021），男，原名钟毓祝，山东省威海卫行政区（现威海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屯钟家村人。1937年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组织，1938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1月任中共威海特区委员会青年委员，9月任中共威海特区委书记，1940年3月兼任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东海总队第三区队教导员，1940年11月任中共威海工委书记。1943年3月任《大众报》社通讯联络科科长、新华社胶东支社社长。1944年3月任中共威海县委书记兼威海卫行政办事处主任，1945年8月当选威海行政委员会主任，9月任中共威海市委（地级）宣传部长，10月兼任《新威日报》社长。1947年9月任中共东海地委秘书长、地委委员兼宣传部长。1949年7月任中纺九厂（青岛国棉八厂）军事代表，9月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青岛市工作委员会书记兼中纺九厂军代表。1950年4月任中共青岛市委副秘书长兼郊区工作委员会副书记，9月任崂山县委书记。1952年4月任纺织工业部青岛纺织管理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1958年10月任山东省纺织工业厅副厅长，1959年9月任山东省纺织工业厅厅长。1964年4月任浙江师范学院党委常委、副院长，1970年5月任浙江省体委副主任，1972年6月任杭州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正厅级），1980年8月离职休养。

      （来源：中共威海市委党史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