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笔从戎参加八路军（在海军支队）

 

投笔从戎参加八路军（在海军支队）
王学俭

王学俭

        一、在海军支队的日子里
 　　1944年11月的一天，学校驻在南城阳村，于义文指导员把我们班中年纪较大、政治表现都较好的几个同学找到一起说：“经学校党组织决定，派你们参军，因为从威海刘公岛起义一批日伪海军，组成了‘胶东军区海军支队’。现在要增加一批政治骨干力量。你们都是党员，要服从组织分配。”我一看，在班级学习成绩很出色的陈廉、张庆海、张同云等同学也在其中，大家都表示服从组织。加上其他班级被选中的人，“胶东公学”共有18个同学参军。学校全体师生集合在村外一处开阔地，开了欢送会。我和被分配参军的同学，每人胸前都挂了一朵纸扎的大红花，坐在前面。每人还发给一些小本子，上面写了一些鼓励的口号，如“在海上打击敌人”等。出发时，同学排队站在小道两边，唱着当时流行的《毕业上前线》：

　　我们心情激动，大家都热泪盈眶。我们一行18人，背着自己的行李和书包，踏上征途。中午经过我村嘴子前村，几个同学和我一起在我家吃了午饭。我怕父母“拉后腿”，没有敢说我们要去当八路军，而是告诉我父母说，要到军区去“受训”（即参加短期学习班）。
　　到了海军支队驻地（牙前县大石疃）后，我被分配在一中队一排一班当战士。经过几天熟悉情况，始知支队长叫郑道济，是起义的领导人。1944年11月5日，在郑道济、连城、毕昆山的领导下，共600多人杀敌起义——杀死日军17人、伪军官多人，携带钢炮3门、机枪5挺、长短枪600余支，当夜乘舰艇离开了刘公岛。次日黎明在双岛登陆。经过谈判，参加了我八路军。

 

　　副支队长叫王子衡，政治部主任叫李伟，是军区派来的老八路，政治委员是由胶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欧阳文兼任。我们一中队（连队）中队长是连城，也是起义的领导成员；中队政委罗江，也是军区派来的老八路；我们班长刘洪璋是起义的骨干；副班长邹世桂、战士方立声、蓝少家都是胶东军区主力兵团调来的有作战经验的老兵。部队由起义同志、根据地中学生、老八路战士三部分人组成，共从胶东各抗战中学调来中学生150名，大部分是共产党员；从胶东军区主力兵团调来老战士100名，全部是党员，这是改造这支部队的政治和军事骨干力量。
　　刚开始，起义的同志对我们学生和老战士有隔阂，认为这是来监视他们的。我们便和他们交朋友，组织学习小组，学习政治常识。支队政治处存有马列主义的书，我们都去借来学习，内容大体有：《中国近百年革命运动史》《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八路军、新四军《军史》和《抗日根据地的形势》。与此同时，中队政委罗江同志给我们讲政治课，内容也是马列主义、中国共产党、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基本知识。这些知识，我在两年的革命学校中都学到了。我结合自己思想是怎样转变的亲身体验，向起义过来的同志做思想工作。因为这些人都是平、津一带的中学生，他们虽受到汪精卫的反动奴化教育，对共产党八路军有错误认识，崇拜蒋介石和中央军，但他们都是20岁左右的青年，有文化和爱国思想，只要把道理说明白了，他们还是能很快接受的。我把自己学到的革命道理，通过各种方式向他们宣传，最好的办法是组织读书小组，传阅一些启蒙的书本，如《中国近百年革命运动史》，使他们了解近百年世界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罪行，阅读社会发展史，正确理解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由此而引导对共产党产生的必然性的正确理解。通过阅读毛主席的《论持久战》等著作，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心。在学习小组的学习中，我结交了一些朋友。我们交流学习心得，畅谈理想，使这些同志逐步树立了革命的人生观，知道了八路军是真正抗日救国的人民子弟兵，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这期间，我最好的朋友张俊涛、孙尚元、杜鹏等同志，都能在一起交流思想感受，追求进步思想，批判错误思想。
　　为了使起义同志从崇拜蒋介石的正统思想中解放出来，欧阳文政委给大家作了《共产主义和新三民主义》的政治报告，说明孙中山“联苏、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蒋介石“真反共，消极抗战”的各种罪行。又把《从九一八到七七》一书作为政治学习材料，系统揭露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都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当时在起义的人员中，存在着很多旧思想观念，其中普遍反对“小报告”（即我军我党的下级向上级汇报制度）。为此，我写了一篇题为《论小报告》的墙报稿，在连队俱乐部的墙报上登出。在这篇文章中，我从我军的建军宗旨出发，论述了我军官兵一致、军民一致、上下利益一致，我们为了一个共同目标才走到一起，根本上都是“为人民服务”——“汇报”制度，就是要为这个根本宗旨服务。凡是违背“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思想、行为，都要向上级领导报告，既汇报自己的，也汇报周围人员的，这也叫“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报告和旧军队的报告有本质的区别，旧军队是为统治阶级和当官的利益服务的，他们的“报告”只是为了巩固他们统治地位而实行的一种办法。
　　我这篇文章发表后，受到支队政治处俱乐部主任徐诚之同志的重视，他认为文章很好，叫连队好好保存，这很可能是不久之后我被调到俱乐部当干事的起因。
　　由于我在团结帮助起义同志方面有成绩，行政职务虽然还是普通战士，但在党支部内被选为支部宣传委员，并被选为连队俱乐部主任。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我被提为连队文化教员，9月后就调到支队政治处俱乐部当见习干事，当时主任是徐诚之同志，干事是解志一同志。这两位同志，是我一生的良师益友。
　　在不到一年的普通士兵生活中，除了积极参加对起义同志的团结、教育、改造工作外，连队在1945年秋季，开展了军事大练兵，学习射击、拼刺刀、投手榴弹三大技术。提倡拼刺刀练臂力，提倡连续刺杀一万枪。在体育上，有单杠和木马。我最怕跳木马，有一次，我布兜里装了一个玻璃墨水瓶，在跳木马时，没有越过去，木马头碰在布兜上，把瓶子碰碎，玻璃碎片刺进大腿根肌肉中，留下终身伤疤。
　　1945年春季，部队开展大生产运动，到乳山县海边石港村的沼泽地开荒，我们用镢头在沼泽地中把苇根刨出，土地平整后种上稻子。在开荒生产中，副班长邹世桂同志带领我们班的党员，天不亮就下地干活，把我累得腰酸胳膊疼。我们班受到了连队表扬。
　　在部队开进乳山县驻在马陵后庄村时，我和表弟王成旅回到垛疃村看望姨父母。老人家虽然不愿意我们当兵，但也无可奈何。在家里呆了不到两小时，就恋恋不舍地回到连队。王成旅也是“胶东公学”的学生，他是1945年春季第二批的，分配到海军支队的一中队一班，正好和我一个班。我担任连队文化教员后，调到支队政治处任见习教育干事，他后来也担任这个连的文化教员。
　　在1945年秋季反日寇大“扫荡”的斗争中，我们的部队进入我们海阳县境内，有一天，连队驻在离我的老家嘴子前村约20华里的娄子村，我父亲来连队看望我。他老人家是听说我们海军支队驻这里，就赶来了。我们连队首长热情接待了父亲，我们班长邹世桂和老战士方立声、蓝少家，都来看望父亲，介绍了部队情况，请老人家放心。

　　1、东路剿匪战役大捷
　　1946年5月，南北两路剿匪战役结束后，又由我二支队二团大部、一团三营、十四团一部组成东路剿匪部队。在坦克、战车的配合下，进剿牡丹江市东部之穆棱、东宁地区之匪，由军区刘贤权副司令和二支队田松支队长亲赴前线指挥。
　　国民党特务头子王枝林、惯匪“吴家三虎（三兄弟）”等派遣特务混进东宁县城，策动我保安队叛变，杀害我30多名干部和战士，我东宁县长杨森林遇害时被群众救出脱险，我绥阳县长夫妇则均遭杀害。

 

　　我东进部队，首先攻克穆棱县城，又激战马桥河，继之又攻克绥芬河，敌人退至东宁一线。经过连续作战，我军于6月30日占领东宁县城。至此，我二支队参战部队在兄弟部队配合下，共歼灭和击溃土匪2000余人，匪首“吴家三虎”一死、一俘、一降。王枝林在逃。缴获山、野炮4门，轻重机枪13挺，长短枪600余支。解放了穆棱、绥阳、绥芬河、东宁大片地区。我方伤亡60余人，东线战役胜利结束。
　　经过三个多月的南、北、东线三大战役，国民党“先遣军”大股土匪，遭到沉重打击，我共毙、俘土匪5000余人，牡丹江地区稳定了。也打通了牡丹江至间岛、图门、东安、佳木斯的铁路交通，使北满、东满广大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为支援前线作战，作出了巨大贡献。
　　2、参加二团战斗英雄会，与杨子荣、高波合影留念
　　1946年各路剿匪大捷后，我二团在海林县召开战斗英雄庆功大会，我和宣传科记者王玉良同志，参加了大会。在这次大会上，为团级战斗英雄共11人集体拍照，我和王玉良同志有幸和英雄们一起合影。其中有曲波小说《林海雪原》中的英雄杨子荣、高波。有一位叫马国栋的排长，是位曾参加过抗日联军的老同志，他带领一个班，从五常到达牡丹江，沿途和土匪多次作战，克服了无数的艰难困苦，终于把一个班安全带到牡丹江与部队会合。我被他的事迹深深感动，采写了一篇通讯，经张俊涛修改后登在《建军报》上。王玉良则采写了杨子荣等英雄的事迹，在《建军报》上陆续刊出。

 

　　3、坚决打击残匪反扑
　　1946年4月，牡丹江地区的苏军回国，前方四平保卫战刚结束，潜伏着的国民党特务姜学溶、王介孚等，勾结叛匪王小丁，于5月15日，在牡丹江市发动武装叛乱，包围了我省政府、军区机关、干部学校，后被我军镇压平息。7月14日，马喜山残部又在宁安县芦家屯偷袭我军被我消灭。
　　（1）杨子荣再入匪巢，活抓匪首“座山雕”
　　1947年2月2日，我二支队二团侦察英雄杨子荣等六同志，奉命去蛤蟆塘一带侦察匪情。他们弄清匪情之后，经周密布置，杨子荣同志于2月7日独身闯入敌巢，与敌人斗智斗勇，在战友们的密切配合下，蒋介石东北纵队二支队司令“座山雕”张乐山及以下25人全被活捉。受到军区的嘉奖。
　　经过1947年一、二、三季度的清剿，加上土地改革后，贫雇农政治觉悟的提高，土匪无处隐藏，牡丹江地区残匪被彻底清除；北部匪首谢文东被我合江军区俘获处决；南部匪首马喜山投靠国民党中央军后，1948年在长春外围被我独立八师三团消灭，该团正是原牡丹江军区新一团。马喜山被押回牡丹江处决。
　　（2）遵守纪律保护日本遗民
　　我二支队指战员继承了红军和八路军的光荣传统，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于日本遗民也善加保护。当时很多日本遗民妇女受到地痞流氓的欺侮、凌辱，我们便出面惩办坏人，同时帮助他们解决生活困难。我在谢家沟那所日军留下的医院住过几天，对日本女护士都很尊重，他们被感动得落泪，我出院时有位叫高桥的女护士，两眼泪汪汪地送出大门口，对我说：“八路军大大的好！”
　　4、光荣的“兵贩子”，先后送出五个团的兵力赴前线
　　（1）积极扩军组建新兵团
　　我们二支队完成了牡丹江地区的剿匪任务后，又派出一批连排干部到宁安县各区去担任区长和区委书记，帮助地方政府进行土地改革，把地主富农的土地分给贫雇农。我的表弟王成旅也从连队文化教员岗位上，调去当区长。我们根据毛泽东主席《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文件中“我党必须给东北人民看得见的物质利益，群众才会拥护我们”的指示精神，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群众分到了土地后，又提出“要保卫胜利果实，就要参军上前线，打倒地主老财的总后台蒋介石”，动员广大青年参军。
　　（2）一团开赴前线
　　1947年1月，我们的一团奉命开赴前线，是由李伟主任率队前往，我随一个连队，指导员是我的“胶东公学”同学海阳老乡迟生同志。我们共乘一节闷罐车，这车还没有车门，迟生就用几床军毯挂在车门处，一月份正是严冬季节，火车开动后，寒风吹进车内，冻得大家都把棉被披在身上。过了哈尔滨后，在双城下车，部队编入一纵队一师（三十八军）。排以上干部又返回牡丹江，组建训练新部队。我们的口号是“当光荣的兵贩子，向主力部队运送新兵”。当时上级说，东北民主联军再组建100个独立团，就可以开始战略大反攻。我们当“兵贩子”也是很光荣的。
　　（3）二团开赴前线
　　1947年7月，我们的二团又在李伟的率领下开赴前线，我们二支队的一、二两个团都编入了三十八军一师。这次干部战士全留下，这支部队有从胶东海军支队过来的年青有文化的干部，有牡丹江土改时参军的贫雇农出身的青年农民，阶级觉悟很高，在大反攻的战场上，立下了赫赫战功。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打出了军威，被毛主席誉为“万岁军”。为了纪念已故战斗英雄杨子荣烈士（1947年，杨子荣在追剿丁焕章、郑三炮等匪首的战斗中英勇牺牲），这个部队仍保留了“杨子荣排”的光荣称号。

　　（4）组建新二团
　　从一团返回牡丹江的排以上干部，和留在军区的干部一道，积极参加土改斗争，在协助地方干部完成土改任务的同时，亲自扩军，仅用三个月的时间，就组建了新的“牡丹江军区独立二团”，驻在牡丹江市西郊谢家沟满池医院内。军区司令部作战科长王谷同志任团长，钱志超同志任政委，倪春溪同志任政治处主任。我从军区政治部宣传科调去当宣传干事，保卫科的初方亭同志调去任保卫干事。
　　军事训练以投手榴弹、射击、刺杀三大技术为主；政治训练先诉苦后坦白，诉苦是诉在旧社会受的苦；又进行了“谁养活谁”的讨论——是富人养活穷人？还是穷人养活富人？经过三个多月的军政训练和教育，战士们懂得了阶级剥削和压迫、劳动创造价值的道理；知道了要翻身解放，永不受剥削，就要到前方打倒蒋介石、国民党、中央军；经过坦白运动，搞清了部队的政治面貌。
　　（5）在诉苦运动中受教育
　　我在二团政治处当宣传干事，从部队组建，经过三个月的军政训练后上前线，全过程我都参加了。团政治处主任倪春溪同志，是在胶东时海军支队一中队的副指导员，我们曾一起工作过，他了解我，也放手任用我。政治委员钱志超同志，在开各种会议时总叫我记录。他的夫人颜志同志，曾在军区政治部宣传科和我共同当过干事，她和钱政委结婚后入党时，请我当介绍人。在这里工作，我很顺适。每逢布置一个阶段工作后，我都及时到连队蹲点，记录总结经验，这对增强我的连队工作知识，大有益处。我曾经把这个团的土改、诉苦、坦白运动的全过程，都记录下来，整理成一篇文章，题目是“打开战士心灵的钥匙”。在这个过程中，我不仅增加了连队工作知识，更受到生动、深刻的思想教育。从战士们诉旧社会的苦中，我知道了贫下中农在伪满时受地主老财压迫、受日本人和警察特务的欺负，真是个个都有一本“血泪账”。从中我更加明确了一个真理，就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之所以能够战无不胜，就是因为它的指战员有高度的政治觉悟，知道为什么去打仗，为谁去打仗，因此不怕牺牲、甘愿牺牲。这样的军队，一定能打倒蒋介石，建设新中国。

 

（来源：中共威海市委党史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