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上寻史 躬行见人
中共威海市委党史研究院红色胶东研究科副科长 董振业
接到胶东（威海）南下干部研究课题的撰写任务时，我深知这是一项充满困难与挑战的艰巨任务，课题特邀顾问姚鸿健教授勉励我们：“凡是光荣的，都是艰巨的”，这句话成为我写作的精神指引。研究的难点主要有二：一是如何在纵横交织中理清历史脉络；二是如何突破胶东南下干部实例匮乏的困境。我的调研与写作，便是在破解这两大难题中展开的。
■理清历史脉络：设立纵向与横向的交织坐标
理清纵向历史脉络，搭建科学叙事框架
调研与写作的第一步，是穿透历史的碎片，理清胶东南下干部在新解放区接管建政的完整历史脉络，搭建起清晰的叙事框架。
南下干部研究于我而言是一个新课题，因此我并未急于动笔，而是遵循姚鸿健教授“要广泛占有资料”的建议，先从了解历史背景入手，沉心研读大量历史文献、学术文章。在不断考证中，我愈发清晰地认识到，真实的历史，往往与惯性认知存在很多差异。
比如，南下干部在抵达新解放区后，并非先接管旧政权、再以此为基础建立新政权，而是先建立新政权，边建政边投入工作。再如，土地改革前的减租运动，虽看似不属于土改的范畴，但实则是土改的预演，其政策逻辑与土改相通、实施方式与土改相似，因此，须将其作为土改的准备阶段纳入叙述。写作过程中，我数次推翻原定架构，草稿涂了又改，在反复打磨中逐渐形成条理清晰、逻辑严密的叙述框架。
辨析横向地域差异，准确呈现历史真实
新解放区地域广袤、风土民情各异，从江南水乡到西南山区，从沿海城市到内陆乡村，地理环境、社会结构、文化习俗、矛盾焦点千差万别。面对这种客观存在的横向差异，若用“一刀切”的思路去研究，必然偏离历史真实。因此，我在调研中格外注重不同地域特殊情况的区别处理，力求叙事更具全面性与准确性。
例如，在土地改革这场彻底结束中国封建土地剥削制度的运动中，南方各省呈现出很大差异。江浙、福建等沿海城市，工商业发达，海外关系复杂，存在其他地方没有的工商业地主和华侨地主；云南、四川等地则是多种社会经济形态并存，阶级关系与民族关系错综交织，不仅有地主经济，还有政教合一和土司统治的农奴制经济、奴隶制经济。因此我在这一章专门讲述了不同地域、不同情况的不同处理，避免了一概而论而湮没历史真实。
■深挖胶东实践：致力纸上与路上的双重求证
扎实的历史脉络梳理，为写作构建了科学框架，然而，胶东南下干部在新区接管建政实践的真实案例，才是文章有血有肉、有情有魂的关键，否则文章便成了南方各省地方史的堆砌，失去“胶东”的内核。但现实困境在于，有名有姓记载胶东南下干部在新区开展工作的案例非常之少，“无米下锅”的困境贯穿着整个写作过程，为破解这一难题，我采取了史料搜集与实地调研双线并行的路径。
广搜博采，打捞生动实例
课题启动之初，案头可资利用的记载胶东南下干部的文献寥寥无几，可谓“一穷二白”。在外调征集工作未持续深入开展之前，我首先利用网络来收集资料，且尽可能做到全域全时，主要渠道有：学术论坛、文献资源平台、人物信息数据库等专业网站；DeepSeek、豆包等人工智能工具；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平台。除日常工作时间外，通勤途中、临睡前等碎片时间，亦随时拿起手机，变换各个关键词反复检索，一旦发现有价值线索，即刻整理保存。
市委党史研究院组织的外调征集工作，为弥补素材不足提供了关键支撑。数次外调累计征集到100余本图书资料、近100万字的访谈文稿，以及数十万字的回忆录、日记、纪念文章。而要在浩如烟海的资料中搜寻可用的素材，不啻于沙里淘金。往往动笔前的数周时间都花费在翻检、寻觅胶东南下干部的名字上。常常穷尽所有，也一无所得；而每找到一则可用的素材，定是欣喜不已。
久久为功，终有所获。经过漫长的“大海捞针”之后，终于提炼出大量珍贵的实例。那些不同地域、不同领域的亲历者讲述的一件件生动故事、一桩桩真实场景、一个个实在举措，共同还原了胶东南下干部在新解放区的建政足迹。这些生动鲜活的素材，自然而然地融入到了我所负责篇章的写作中。例如段润奎被特务袭击致右眼失明的遭遇：“约莫凌晨两点，我正裹着刚发放的棉被熟睡，突然一阵剧痛袭来——潜伏的敌特分子竟趁夜潜入，用锋利的匕首刺穿棉被，直插我的右眼。顿时鲜血喷涌，染红了被褥。由于伤势过重，我的右眼最终失明。”又如刘宏德讲述太仓县在动员群众参军支援抗美援朝战争时的场景：“半泾乡有一户，父子俩争着参军，互不相让，乡里只好让父子同报名、同送县挑选，经再三动员，才说服儿子，让父亲先上前线。”这些讲述仿佛将人们带回那个艰难又奋进的年代，呈现出一幕幕鲜活的场景，使本来无言的历史文字瞬间生动起来。
实地寻访，赋予历史温度
纸上得来终觉浅，此史有情须躬行。案头史料终究隔着纸，为了让文章注入浓郁情感，让笔下文字更具温度，我踏上了胶东南下干部当年走过的路——走进黄浦江畔、西南山城，实地采访南下干部及其后代，在面对面的交谈中，历史仿佛有了穿透力，使我深深感受到几十年前南下干部的艰辛历程，心底深处积蓄起澎湃的情感。
在重庆，我们采访了百岁老人赵熙兰，见到我们，老人激动地说：“我都离开文登快80年了，在这个时候能够看到家乡的人来采访我，我特别高兴，特别高兴。”提及当年的工作经历，老人依旧眼神坚定、话语铿锵。与其他接受采访的老人不同，赵老全程用重庆话讲述，询问其是如何克服语言不通障碍的，老人说，刚开始和当地人也互相听不懂，工作起来很不方便，后来与工人们住在一起，吃在一起，时间久了以后，就学会了重庆话。寥寥数语，既道出了南下初期的举步维艰，更映照出南下干部扎根群众、以心换心的朴素智慧与坚韧意志。
南下干部后代们对父辈品格的讲述，总会令我震撼动容。他们眼中的父辈普遍是：对党忠诚、大公无私、勤俭节约、清廉正气。南下干部殷少欣的女儿殷立宪讲述的一件小事，令我印象尤为深刻：2009年，国庆60周年大阅兵那天，我们全家都在看电视，国歌响起的时候，父亲特别激动，喊着你们赶快站起来啊！把我们都叫起来，站在电视机前。他看着看着，热泪盈眶，说，我们国家这么强大了！每每回忆起这段讲述，我的内心都充满了感动。像这样触动人心的小故事，虽未能一一写进章节，却深深滋养着我的写作情感，这些情感融入我的笔尖，为文章增添了一份温度。
从“读万卷书”到“行千里路”，数月的研究与写作，南下干部的形象在我心中愈发清晰而厚重。他们是跨越千里的开拓者，是扎根南方的建设者，是连接革命胜利与新中国建设的桥梁。他们的足迹，遍布南方大地；他们的精神，融入党史血脉。我愿以笔为炬，让这段跨越山海的忠诚与奉献代代相传、永不褪色。（来源：“中共威海市委党校”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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