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这一重大论断，深刻揭示了认识新疆地区历史的科学方法论。新疆治理史必须放在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大格局中加以审视，方能把握其本质与规律。日前出版的《中国新疆地区历史》呈现了两千多年治疆画卷，疆域一统、民族一家、经济一体、文明一脉的鲜明主线贯穿始终。历代中央政权对新疆的治理，始终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巩固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始终与国家发展大势同频共振。中央政权对新疆的治理，始终在连续中深化、在认同中巩固、在凝聚中升华，这是新疆地区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也是正确认识新疆地区历史的基本方法。
立制垂范，治理体系传承有序
在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过程中，中央政权对新疆的治理是中华民族向内聚合的必然要求。中华文明曙光初现之时，新疆就已经成为衔接中原地区、北方草原和青藏高原的重要经济文化走廊，共同创造了中华文明的早期形态。麦黍在此共生，彩陶西渐天山，丝绸传递着中原的审美与匠心，和田玉成为商周礼制的重要载体。《山海经》中的昆仑叙事与周穆王西巡传说，共同塑造了中原与西域同根同源的文化认知，“五方之民共天下”的政治理念，为中央政权在新疆创制治理体系奠定了深厚根基。
秦汉时期，中华文明释放出强大的统一势能。公元前60年，汉朝设立西域都护府。中央设大鸿胪掌管册封朝贡，北军中垒校尉掌军事，大司农统屯田；地方设西域都护府统揽全局，戊己校尉专司屯戍，各地首领由中央册封授爵。这套军政合一的体制，确保了中央对新疆地区有效管辖，标志着新疆地区全面迈向了“设官立制”的制度化治理新阶段，这是统一多民族国家治理体系在边疆地区的历史性跃升。
汉朝立规创制，完成了中央对新疆地区的制度构建。政治上，汉朝承继秦代官印结绶制度，在新疆地区确立了中央政权的正统秩序。西域城邦自王及以下皆由汉朝授予金印紫绶或铜印墨绶。经济上，五铢钱成为天山南北的主要流通货币，新疆与中原等地由此形成经济共同体。文化上，汉语文成为官方语言文字，彻底改变了西域有语言无文字的状态。自此，政令畅通、交融不断，治理效率极大提升，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持续深化。
汉朝经略西域，开创了我国大一统封建王朝边疆治理的范式。自此，边疆治理始终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维度。唐代设立安西都护府与北庭都护府，形成都护府、都督府、州县三级管理体制；清代前期设伊犁将军统辖军政，1884年新疆建省，行政制度与中原统一。历代中央政权治理机构逐步健全，治理政策日趋系统。一部新疆治理史，正是统一多民族国家不断巩固发展的缩影。
一体统摄，多样治理张弛有度
一体与多元，始终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治理体系的鲜明标识。两千多年的治疆实践，始终蕴藏着“大一统”政治格局与多元治理方式的内在统一。
一体统领与多样治理相辅相成。这是中央政权治理新疆的核心经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既需要一体化的制度来维护国家统一，又需要差异化的治理策略以顺俗施政。汉代西域都护代表中央行使权力，各城邦首领佩汉印绶，既是地方政权的首领，也是汉朝的臣子。唐代既有州县乡里制度，也有册封地方首领的都督府制，清代军府制下，八旗制、札萨克制、伯克制等多种管理形式并存，体现了多元治理方式在同一政治框架下的有机统一。这既维护了中央权威，又尊重了地方实际，既保证了政令畅通，又降低了治理成本，从而形成了不断向内凝聚的统一性追求。历史证明，多元不是对一体的否定，而是大一统格局的应有之义；一体也不是对多元的消弭，而是多元有机整合后形成的更为牢固的统一。当然，多元一体格局的维系，不能仅依靠制度设计本身，还需要中央权威的持续在场和制度供给的不断完善。
刚柔相济与文武兼施。汉朝为保障地方稳定安宁，既在边疆构建军事防御体系，又通过册封首领、颁发印绶、授予符节、推行律令等，把大一统的治国理念转化为政治现实。汉语文的推广、中原礼制的浸润等，皆为文化治理的长远之策。汉代解忧公主侍女冯嫽持汉朝符节巡视，各地首领无不敬信；班超经略西域，上书陈言“今西域诸国，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又言“问其城郭小大，皆言‘倚汉与依天等’”，足见人心归汉；前秦吕光征抵龟兹时，各地首领仍以当年汉朝中央颁赐的节传为归属凭证，中央正朔深入人心可见一斑。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汉语文的通行、礼制的浸润、价值观念的传播，使西域诸族在精神层面与中原文化逐渐深度联结，形成心理归属。在历代中央政权治理历史经验中，军事镇抚是保障治理的底线，文化浸润是凝聚人心的高线。二者刚柔并济，互为支撑，共同构筑起稳固的治理根基。
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治理体系，始终在继承中深化、在创新中发展。西汉创西域都护府以统军政，唐设立安西、北庭两都护府以治理管辖天山南北，清由军府制而终建行省，历代治疆实践呈现出鲜明的制度演进轨迹。治理方式从册封为主逐步转向郡县一体，治理深度从相对松散逐步走向规范完备，治理体系不断向一体化迈进，制度差异逐步缩小，但不同历史阶段的制度设计都充分考虑了新疆地区的特殊性。在制度演进中，一体化始终是方向，差异化则是顺应实际的策略选择。二者辩证统一，共同构成了治疆制度传承不息的内在逻辑，也深刻印证了统一多民族国家治理体系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的强大生命力。
守正创新，因时施策变通有方
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之所以能在数千年历史中延续不断、历久弥新，其精髓正在于大一统理念之“不变”与因时应势的制度创新之“变”的辩证统一。中央政权在新疆的治理实践，既有成功的经验，又有失败的教训，但总方向是大一统观念的强化。
守正固本与创新求变相互支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自西汉设立西域都护府起，新疆便成为历朝历代的“祖宗之业”，任何王朝都把西域视为故土行使管辖权。但从治理体制来看，从西域都护府到安西、北庭两都护府，从清代的伊犁将军军府制到新疆建省，每一次治理体制的变革，都是对当时时与势的适应，对治理需求的客观反应。正是“守正”与“创新”的相互支撑，使统一多民族国家在历史风浪中始终保持着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立足实际与谋划长远统筹兼顾。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治理智慧，既体现在对现实问题的敏锐回应，更体现在对长远布局的战略谋划。汉代经略西域是为了天下安定，实现长城内外的大统一；唐代经营西域致力于“四海一家”与王朝疆域的巩固；清代从设立伊犁将军到新疆建省，历代中央政权的重大治疆举措，不仅是对边疆困局的回应，更是对维护国家统一的战略考量。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没有对当下问题的有效应对，长远布局便无从谈起；没有对长远格局的战略谋划，当下的应对便失之短视。
理念一贯与政策因时。历代中央政权治理新疆始终坚持大一统的核心理念，但在具体政策层面则因时制宜、因势而变。屯田戍边是贯穿始终的“千古之策”，但其组织形式从汉代的军屯到唐代的民屯再到清代的多种屯田类型，经历了持续发展与革新。册封赏赐是维系中央与新疆地方关系的传统方式，但随着历史演进，行政一体化成为更符合历史发展的主流。形可变而神不可移，术可易而道不可废。“一脉相承”确保了方向的一致性，“与时俱进”保证了方式的适应性。二者辩证统一，使历代中央政权治疆实践既保持了历史连续性，又具备了历史创造性。中央政权定方向、定制度，地方因地制宜、灵活执行（因情施策），二者各安其位、各展其长，共同形成了治疆历史实践的动力机制。（来源：《中国新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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