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荣成市埠柳镇不夜村，有春秋时不夜古城旧址，它曾是西汉不夜县的县治，历史人文十分丰厚。正所谓钟灵毓秀、人杰地灵，由于古城不夜的山海润土以及厚重的人文滋养，这里人才辈出。清末的孙葆田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孙葆田（1839—1911），字佩南，荣成县朝阳都不夜村人，是一位闻名鲁皖的清官，同时也是一位饱读诗书、学富五车的鸿儒，晚年因总纂《山东通志》而永垂青史。
道光十九年（1839），孙葆田出身于不夜村一个颇有名望的书香门第。父亲孙福海，道光二十三年（1843）顺天乡试举人，潜心诗文，曾著有《之游睡余录》《古不夜城记》等；兄长孙葆源，同知衔，官至江苏知县；三弟孙叔谦，同治十二年（1873）举人，官至河南光州知州，政绩斐然；幼弟孙季咸，同治十二年（1873）拔贡，虽未出仕，但经史之学根底深厚，是清末山东知名文人。
孙葆田聪颖好学，从小博览经史子集，这为他的学问涵养打下坚实基础。同治九年（1870），孙葆田一举中举。三年后其弟亦中举。不夜孙福海的门厅，自道光二十三年（1843）至同治十二年（1873），30年的时间，一门出三位举人，这在荣成的历史上极其罕见。由此可见，孙葆田之所以能够成长为清史留名的循吏与学者，与他生长在这样一个有家学渊源的环境有着极大的关系。
中举还不是孙葆田的终极目标，他立志要金榜题名，取得更大的功名，拥有更大的人生舞台。功夫不负有心人，四年之后的同治甲戌（1874），孙葆田如愿以偿地高中第二甲七十三名进士。这在荣成科考历史上，除了梁萼涵之外，进士名次排名再无人能比肩。
同治十三年（1874），孙葆田被授刑部主事，做了一名京官。光绪八年（1882），孙葆田迁安徽宿松知县。《清史稿·孙葆田传》中记载其在宿松县的情形是：勤政爱民，日坐堂皇，妻纺绩，室中萧然如寒士。几句话就为人们勾勒出了一位恪尽职守、勤政为民、清正廉洁的良吏形象。在孙葆田的治理下，宿松县的社会稳定，百姓安居乐业。
光绪十一年（1885），孙葆田分校江南乡试，调署合肥县知县。合肥县出过不少朝廷功勋之臣，李鸿章就是合肥人。这些功臣的亲属子弟常常目无法纪、仗势而为、欺压一方，因此合肥有“难治”之说。孙葆田上任后，以条律为准绳，秉公办事，这些贵宦子弟的行为还能稍稍收敛一些。
光绪十四年（1888），合肥发生一起逼租殴死人命案。凶犯乃李鸿章的侄子李经楞和其随从。孙葆田接案后，立即赶赴现场查验。李家自认为是豪门望族，在当地连官府也要畏其三分，所以根本没把孙葆田放在眼里。合肥的百姓也都认为孙葆田会偏袒李家，此事最后肯定要不了了之。谁知孙葆田到了现场后，依例验伤，记录详尽，完全没有徇私舞弊之处。犯罪人想上前理论狡辩，孙葆田毫不留情，依法将其痛打一番。在场百姓见此情景，无不雀跃欢呼、交口称赞。审案期间，孙葆田秉公执法，依律论刑，顶住来自各方的逼压，最终将凶手绳之以法。当地百姓为此无不拍手称快，到处传颂孙葆田是“包龙图复出”。合肥城也很快流传出一句“包公虽清，不如老孙”的民谣。秉正耿直的孙葆田，必然会因此遭到一些人的怨恨和陷害。不久，被孙葆田依法处理的李家串通个别御史给孙葆田罗织罪名，进行诬陷。孙葆田看透官场的腐朽黑暗，于是“称疾”辞官归里。临行前，合肥城里万人空巷，老百姓纷纷前来为孙葆田送行，并赠予“爱民如子，疾恶如仇”的颂词。
数年后，安徽省欲清丈民田，鉴于孙葆田的清名，巡抚福润上疏调请孙葆田主持此事。孙葆田坚辞不受，并写信给福润提出几点建议：“清赋之要，地报荒者，当宽其既往，限年垦复；平岁报灾者，当警其将来，分年带征。弊自可除，无事纷扰。”巡抚福润看到后，深服其说，认为是至理名言。从此，孙葆田“既以文行著称，又以强项名天下”。
孙葆田博学多识、德高望重且桃李满天下，时被山东、河南学者奉为大师，著有《校经室文集》《汉儒传经考》《孟志编略》《两传经考》等著作和大量诗文，可惜多已散佚，现存主要收集在《校经室文集》内。由于内容多属清末山东名人序、传、志之类，且态度严谨、故史料价值颇高，宣统《山东通志》和民国山东各县志多取材于此。
孙葆田作为近代一位著名学者，最使人称道的还是他晚年耗尽心血总纂的《山东通志》。
清乾隆、嘉庆年间，是修志的鼎盛时期。自乾隆年间修《山东通志》以来的100多年，山东省竟没有一部新《通志》，这与厚重的齐鲁文化极不相称。光绪十六年（1890），山东巡抚张曜奏请开设通志局，续修《山东通志》，聘孙葆田为总纂。孙葆田接此重任，遂物色人员和筹集资料，不料期间张曜病逝于任所，修志一事从此搁置10余年之久。杨士骧继任山东巡抚后，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重整修志局，任命孙葆田与著名学者法伟堂为总纂。不久，法伟堂病逝，孙葆田便独自承担编纂大任。
在资金短缺、办事艰难的条件下，孙葆田不拿半分稿金，却四处访求博学之士并与之反复磋商，拟定出《山东通志》编纂方案，提出“后胜于前”的修志要求；对共事者则希望不要计较“利之厚薄”，而要“俯首以从事于文字间”，以期修出一部可供后人借鉴的高质量志书。历经3年的艰辛努力，书稿已完成大半。宣统三年（1911）正月初一，孙葆田因积劳成疾，在没有看到新志刊印之时，便猝然病逝。历城人毛承霖率领诸学者继承孙葆田未竟事业，又历经半年时间完成初稿。还未及刊印，清朝灭亡，此事遂无人过问。直到1915年，《山东通志》才正式刊印出版。
《山东通志》共200卷，128册，约620万字，卷帙浩繁，体例完备，受到学术界高度评价。孙葆田被认为是《山东通志》的集大成者，其历史贡献将青史永铭。 （梁善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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