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及其以后青岛党的工作回忆片段

　　从1939年开始，胶东区党委就决定，烟台、青岛、东北、胶济路及潍坊等地为区党委在敌占区建党的重点地区，但当时没有设立机构，由组织部代理部长刘坦（莱阳人，1932年入党后，长期做党务领导工作，1979年3月在北京逝世）直接领导。
　　1941年6月，根据中央和山东分局的指示，区党委在组织部设立了“敌占区工作科”，地委、县委也相应建立了专门机构。但地、县两级的工作主要是在广大的农村敌占区（当然也不妨碍向大城市开展工作），大城市党的工作，主要由区党委的“敌占区工作科”负责管理。
　　1942年上半年，胶东区党委根据山东分局关于开展大城市建党活动的有关指示，将“敌占区工作科”改名为“城市工作科”（各地委都改了，县一级没有改），并充实了人员，进一步明确了任务。
　　我是1940年9月，由原东海地委调到区党委工作的。当时任区党委巡视团团长。1941年春，我在南海地委检查工作约两个月。临去南海地委以前，刘坦对我说，1940年，经王云九推荐，区党委把五支队六十五团的曲华（原名李继仁，青岛市人）调出来，派进青岛。当时没有给他建立机构的任务，只是单线领导，也未任命他什么职务。1941年三四月间，曲华回区党委汇报工作，说发展了一批党员，由于他缺乏秘密工作的经验，横的关系发生过多，保密也注意得不够，很使人担心，因而向区党委请示，又把莱阳县委书记谢明钦派往青岛，整顿组织，成立市委，由谢明钦任书记。刘坦还说，谢明钦已去南海地委了，你去南海地委后，可能见着他，请南海地委协助其去青岛。我遵照办理了此事。
　　1941年6月上旬，我从南海地委回胶东区党委后，刘坦对我说，为了开展敌占区工作，区党委决定成立敌占区工作科，你任科长（以后改为城市工作科，也是我任科长）。1941年10月间，谢明钦回到区党委，向刘坦汇报工作。我是敌工科长，也一起听了汇报。谢明钦汇报的主要问题是：（一）曲华在青岛的工人、学生和知识分子中都发展了党员，工作有了进展（当时他提到了几个人名，我记得有杨真、张辽等）；（二）谈了曲华的工作方法很危险，党员相互之间都认识，横的关系太多，不注意保密；（三）他发展的几个同志有培养前途。一个是杨真（原名刘文卿），一个是张辽（原名韩大珉）。此外，谢明钦还说，曲华发展的这些党员，应逐步切断横的关系，不要经常在一起活动。刘坦听完汇报后说，你就改个名字吧，谢明钦同意说，就叫李子斌。
　　随后，刘坦向区党委书记林浩做了汇报。林浩说，总共那么几个党员，搞什么市委，那么大个架子，叫工委吧！由谢明钦任书记，其余的委员由他在当地吸收。林浩接着强调中央“十六字方针”（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一定要贯彻，现在不要急于发展党员，要先找到公开职业，要在社会上广泛地交朋友，并利用合法身份、合法的社会团体开展工作，这样才能隐蔽得住。我们讲隐蔽，不是在哪一个同志的家里躲起来，不见风雨、不见阳光，这不行，这样隐蔽不住，必须隐蔽在群众里面。要告诉老谢，一定要这么办！中央指示的这“十六字方针”很正确，不要用根据地的那一套工作方法。
　　第二天，刘坦在区党委组织部他的房间里，向谢明钦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和林浩的意见。定下青岛成立工委，由谢明钦任书记；还定下曲华、杨真也可以参加工委工作，曲华任组织委员，杨真任宣传委员。同时，又嘱咐谢明钦：以后发展的党员，不要和以前发展的党员发生横的关系。不久，谢明钦带着区党委的指示和决定回青岛了。
　　1942年5月份，杨真来到区党委，向组织部报告了谢明钦被捕的情况。同时，她还说，一起来的还有曲华。出发前，他们一起商量走的路线，杨真坚持走西路，经平度（那里有我们的联络站、交通站），曲华坚持走东路，经崂山。结果，意见不一致，各人走各人的，所以杨真先到了，曲华未到（后来得知，曲华在崂山遇到敌人的讨伐队，被捕了）。接着，杨真汇报了谢明钦的被捕经过。1942年1月4日晚上，谢明钦住在杨真家里，第二天转到盐滩后，被特务发现，逮捕了。谢明钦被捕后，杨真通过各种关系到监狱了解情况，得知谢明钦一直咬定是来青做买卖的，敌人也没抓到别的证据，动了些刑事，审讯了三五次，判了5年徒刑，再没审讯他。杨真还说，去年谢明钦回青后，根据中央指示和区党委的意见，工作方法转变了——传达贯彻了中央的“十六字方针”，利用社会关系，广泛开展交朋友活动，不急于发展党员，不轻易写标语，更不搞飞行集会，叫敌人不知道青岛还有共产党。在学校里则利用公开的学生会，打进去，掌握领导权，发动学生和敌人作斗争。
　　当时，青岛市内凡是已暴露身份的人，都分批分期地调出来，送到区党委党校学习。除学习中央有关指示和根据地的一般常识外，还定期由组织部讲敌占区工作方针、政策，以及工作方式和方法，进行纪律教育和气节教育，组织他们总结正反面经验。我现在记起的，当时陆续由青岛来区党委学习的有武光、杨真、张辽、李继伟、宋海、聂希文、莫易、李敏、梅山、于山（即窦郁山）、左毅、尹华、薛隐、刘琪，可能还有其他同志，记不清了。以后，除李继伟留在党校教育科工作外，其他同志陆续派回青岛，开展工作。
　　谢明钦被捕后，青岛工委改为“特支”。特支书记是杨真，张辽、莫易为委员。莫易分管工人方面的工作，张辽负责学生、青年工作。就3个人，短小精悍，一直保持到1943年。
　　1943年春节后，分局派李林来胶东区党委检查工作，同时来的还有分局社会部长刘居英。不几天，分局召开扩大会议，总结山东4年来的工作。林浩去分局开会，分局指示由李林代理区党委书记。有一次，我们讨论青岛的工作，决定将青岛特支再一分为三，按职业分为3个独立的支部：一个由杨真负责，分管妇女工作；一个由莫易负责，分管工人工作；一个由张辽负责，分管青年工作。当时认为，这样虽然领导起来头绪多，但工作的独立性大，保密性强，在敌占区城市开展工作方便。虽然组织上独立，但工作方针、活动方式、工作方法都是一致的。
　　谢明钦的被捕，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知道。1942年春天，刘坦找我商量决定，再向青岛派一名干部。随后便把李晨调来，派往青岛。李晨会做鞋，有这个手艺很容易掩护。我们布置让李晨和其爱人秦光一起去，开个“夫妻店”，不和谢明钦发生关系，单线和区党委联系。我们找来南海地委书记刘宿贤（1978年于武汉大学逝世）交代了此事，让他通过关系派进去。大约是5月份，刘宿贤来区党委组织部汇报，说李晨被捕牺牲了，秦光跑了出来。据秦光说，李晨在根据地拉队伍，进行抗日救国活动，经常参加群众集会并讲话，很多人都认识他。莱阳的一个坏蛋跑到了青岛，在马路上认出了他，向敌人告密，将他逮捕，让狼狗活活地给撕了。刘坦听完后，很难过地对我说：“李晨牺牲得真惨啊！”当即拨了钱作抚恤金，让刘宿贤回南海地委安排秦光的生活和工作。 　　1944年秋后，根据中央“关于各区党委都要建立城市工作部，以加强敌占大城市的工作，准备反攻”的指示，胶东区党委向山东分局提议，将在分局学校学习的于克调回（此时我也在山东分局学校学习）任区党委城工部长。经山东分局同意后，于克回到区党委，即在组织部城工科的基础上，扩大成立了“城市工作部”，工作的重点放在东北的各大城市。接着（1944年冬或1945年初），区党委又成立了设在根据地的专门管理青岛市的地下工作机构——青岛市工作委员会，任命丛烈光为工委书记，耿桥为组织部长。 　　日本投降前后，我正在分局党校工作，任胶东大队支部书记。8月9日以后的一两天，党校总支开会（每一大队的支部书记都是总支委员），那天我去的早，一进门，李培南（党校副校长兼总支书记）的爱人戴鹏就大声喊，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苏联红军一出兵东北，日本就快投降了，中央电告全国各级领导机关，准备迎接新的形势。这次会议主要讨论、研究加快党校各大队的收尾工作，干部回原单位，准备接受新任务。
　　8月15日左右，党校总支又开会，传达分局的正式决定：党校解散，学员回原单位，准备迎接日本投降的工作；各大队的主要军事干部要提前回到各军区。
　　20号左右，分局组织部长李林把我找去说：“许世友、曹漫之带着一批军事干部已从山东军区回胶东了，胶东大队由你带回去。”他还说：“青岛市的班子已经定了，林一山任书记兼市长，你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史甄任市政府秘书长，宋子成任市政府公安局长，王建功任青岛市总工会主席；分局机关已准备了一批干部，你回胶东让区党委再配上一部分。现在，胶东的部队正在即墨一带包围着青岛，市内的党员，已在准备搞里应外合。”
　　20号后，我们步行从莒南县向胶东出发，到9月上旬，就到了离莱阳城3至5里的一个小村庄。当时军区驻在莱阳城里，我们先让大队长徐子明进城联系，第二天上午，我们即进了莱阳城。军区副司令员袁仲贤在城南门里的一间房子里接见了我们，表示对学习胜利归来的祝贺，并开了欢迎会，举行了简单的会餐。会上，袁仲贤说，中央来电报指示，中央的方针是：占领小县城和农村中的大集镇，以便将农村根据地连成一片；中等以上的城市暂不以兵力解放。现在，我军正在对青岛市进行包围，完成扫清外围据点的任务。会后，同志们都回单位了。我先回到组织部，把干部关系交待给组织部长赵明新（1944年秋从延安直接派来的）后，便去见林浩，他对我具体讲了方针问题。他说，分局指示，即使不进青岛市，3个牌子也要保留，以便今后和敌人进行斗争。这3个牌子，一个是“青岛市政府”，一个是“青岛市公安局”，一个是“青岛市总工会”。对青岛的工作要做长期打算，主要是做地下的秘密工作。在郊区准备扩大武工队，派胡岩任副政委。在崂山已建立了政权，配备了区长和区委书记。后来他又告诉我，分局又来了电报，调林一山去东北，快走了。
　　我到组织部后，赵明新告诉我，准备接收青岛，搞里应外合，已派李研吾去青岛了，等他回来后再决定下一步工作。不久，李研吾从青岛回来了，他说：“青岛的里应外合工作组织得比较周密，如果我们的队伍进攻青岛，成功的希望很大。有一点不足，就是没有做两手准备。要解放青岛了，党员和群众都很高兴，所以不注意隐蔽了，暴露了不少。为了保存力量，我将这些同志都撤出来了，现在到了灵山，不几天就到了。”
　　两三天后，从青岛撤出来的党员到了莱阳城，我记得有莫易、张辽、李敏、梅山、窦郁山（化名于山）、左毅等10多人。组织部长赵明新和李研吾同我一起商量，搞了一个学习班，由李研吾、方菊珍（城工科干事，李研吾的爱人）主持。我因组织部有别的工作，没有全部参加。这个学习班的中心任务就是总结里应外合的经验教训，同志们都结合具体工作进行了检查总结。我们认为，在敌占区工作的同志，盼望早点解放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工作中的失误，不能责怪他们。由于没有做暂不解放中等以上城市的思想准备（也不可能做这种准备），因而在工作部署上，也就不大注意秘密工作的方式方法了，暴露了一些党员的身份。这是在工作顺利时，没有想到还有困难的一面的经验教训。
　　在此前后，谢明钦从青岛监狱释放出来（日本投降时，释放了在押的犯人），来到区党委组织部，向赵明新和我汇报了他被捕和被审讯时的情况，说的和杨真在1942年汇报的情况是一致的。赵明新鉴于他坐了几年牢，身体虚弱，决定让他去医院休养。 　　1945年9月下旬，林浩召集我和宋子成、丛烈光开了一个小会。他着重讲了蒋介石要撕毁停战协定，把伪军改编为中央军，准备进攻解放区等形势；讲了青岛市的工作方针仍以秘密工作为重点；并宣布，调丛烈光回区党委重新分配工作，将青岛工委改为市委，王台任市委书记。
　　我临行时，林浩又对我说，你走时带着胶东军区政治部的介绍信，任命你兼武工大队的政委，胡岩为副政委，邹德普任大队长。还说，停止向青岛进军后，本来不打算派你去了，宋子成完全可以干下去，可他一再要求你去，去就去吧！今后青岛工作由山东分局领导，胶东区党委只负责三件事，一是管你们吃、穿和花钱；二是为你们提供所需干部；三是区党委召开的重要会议，通知你们参加。
　　10月中旬以后，我到达当时青岛工委的驻地——孙家沟，见到丛烈光，交接了工作。以后，宋子成和我一起到了崂山郊区，见到了市委机关的衣吉民，行政办事处的李芸生、高子明，武工大队的邹德普、胡岩。还见到了3个行政区的负责同志，即夏庄区委书记梁玉华、区长刘维臣，流亭区委书记宋达、区长王岚，王哥庄区委书记徐谦、区长张蓬山，均分别听取了汇报。
　　1945年12月，分局城工部副部长王见欣来到孙家沟，带来了华东局的书面指示。我记得内容有3条：第一，停止向青岛进军后，重新组织青岛市委，由王台任代书记，史甄、宋子成任副书记，王建功、刘特夫为委员；第二，市委组成后，由原山东分局直接领导改为归胶东区党委领导；第三，市内工作，仍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郊区工作，要发动群众，开展反霸肃奸斗争。市委根据分局的指示精神，召开了一次小型会议。当时史甄、刘特夫等还在海西，未参加会议，参加会议的人有我和宋子成、王建功、王见欣等4位同志。会上，着重研究了如何贯彻分局指示，开展今后工作的问题。
　　就在这个时候，张辽来了，汇报了青岛学生自发组织反“甄审”的斗争情况。当时，国民党市政府强迫学生、教员登记，交待谁上过汉奸学、教过汉奸课，然后给戴上伪学生、伪教员的帽子。全体学生和部分教师拒绝登记，向国民党政府开展了斗争。市委听到了汇报后，经讨论认为，这是发动群众开展斗争、打破对国民党存在幻想的好时机。在学生的自发斗争中，一定要取得党的领导权，市内在学生中建立的支部，一定要直接领导这一斗争。当时提出的具体意见是：第一，要扩大革命阵营，广泛地动员和吸收教师参加斗争，扩大“学生联谊会”为“教师学生联谊会”。第二，进一步争取全市各界、各阶层的支持和同情。首先要发动工人支持学生运动，要在运动中发展壮大革命知识分子队伍，要联合一切反“甄审”的力量，大造舆论和声势。当时，市委分工宋子成具体负责这项工作，他拟定了几个标语口号，由张辽带了回去。
　　我记得，在“费筱芝事件”发生以后，张辽又来市委汇报，他说，文德女中教师费筱芝被无辜枪杀后，群众的斗争情绪高涨。运动在发展中，但学生内部的国民党分子起哄、叫嚷，“只参加反对‘甄审’斗争，不要共产党、八路军领导搞政治运动”“不上共产党宣传的当” 分裂学生内部的团结，破坏运动的发展。市委决定，把敌人非法打死费筱芝作为我们开展斗争的一个策略手段，利用这一事件，将运动推向高潮。在运动中要把握主动权，注意策略，适可而止，不把时间拖得太长，不搞疲劳战。可以开追悼会，利用这一事件教育群众，团结群众，最后迫使国民党市政府取消“甄审”命令。
　　在运动期间，市内学生中间的党支部，推动师生联谊会，发表了《告青岛市民书》《告全国学生书》。《大众报》（胶东区党委的党报）也发表了揭露国民党罪行、支援学生运动的消息；市委机关也在驻地举行了支持学生反“甄审”运动的游行示威。
　　在广大师生游行示威时，交通公司、电业局、四方机厂、颐中烟草公司等单位的广大工人，也纷纷走上街头，参加了学生的游行队伍。在运动中，国民党几次施展阴谋，进行分化瓦解，但均未得逞。最后，李先良终于慑于群众的威势，被迫停止了青岛的“甄审”，我们取得了斗争的胜利。运动中涌现出了不少积极分子，扩大了革命队伍。支部和其所属党员也得到了锻炼，发挥了战斗堡垒和模范作用。 　　1946年初，我和武工队大队长邹德普一起，参加了区党委召开的地、县两级书记、专员（县长）会议，学习了中央关于在新解放地区普遍发动群众、开展诉苦反霸斗争的指示。会议结束返回后，我们在市委扩大会上，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和会议精神。当时，我们商定，宋子成去华东局汇报工作，王建功和我带领市委的全体人员到崂山贯彻中央的指示精神。
　　到达崂山后，我们立即进行了部署，发动群众开展了诉苦反霸斗争。2月中旬，开了两天群众斗争恶霸李代华的大会，迫使他低头认罪，分了他霸占的一部分田地和财物。事后，又召开了9个村的联合大会，斗争了伪连长、伪保长等数人。我们在郊区进行肃清汉奸、反霸诉苦的斗争，对青岛市内群众的政治影响也很大。因为郊区农民中有许多亲属在市内做工，郊区革命斗争的情况，很快就传给了他们。所以市内的工人也积极拥护共产党、八路军、人民政府，提高了市内群众的觉悟和斗争热情，推动了市内各项工作的开展。
　　从这次斗争中，我们得到了一个很好的经验，就是郊区（农村）工作和城市工作相配合，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相配合，这是提高群众觉悟，发动群众进行斗争的有效方法。例如，国民党占领青岛市后，工人普遍失业，没有饭吃，我们便把组织工人反失业、反饥饿作为反对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工作。国民党不给饭吃，我们就想方设法让工人吃上饭。我们的办法有两个，一是发救济粮，当时胶东总工会向行署要的救济粮约数千斤；二是组织失业工人，办小工厂，我们拨给资金。这样，我们在市内工人群众中影响越来越大，发展了一大批积极分子，建立了许多零散的独立的秘密工会组织，壮大了革命的力量。 　　1946年二三月份，我去胶东区党委汇报工作。当时金明（副书记）正在召开县委书记会议，研究部署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谈判、争取和平的指示。他对我说了两点：第一，通过和国民党谈判，争取青岛和平解放。现在中央已决定由黎玉任市长。第二，要准备干部，把基层干部配备起来。最后，他还提醒我，因为蒋介石没有和谈的诚意，所以思想上要做两手准备，要积极练兵。第二天，林浩又对我说，中央在发表关于和平谈判的指示的同时，又连续发了3个加强练兵的指示，这就是说，打仗的因素还存在，不要存在和平的幻想。
　　1946年1月13日，虽然我党中央和蒋介石签订了“停战协定”，但墨迹未干，蒋介石就把它撕毁了，一方面局部向解放区进攻，另一方面在美帝国主义援助下积极运兵，准备全面发动内战。孙家沟会议就是在这样的历史形势下举行的。
　　3月25日左右，华东局城工部副部长王尧山和史甄、刘特夫两同志一起到崂山傅家埠村，并带来了一架电台和几名干部。宋子成也一起回来了。25日以后，在王尧山的指导下，在傅家埠召开了市委全体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宋子成、王建功、史甄、刘特夫和我。第二天拂晓，国民党进攻，我武工部队奋起迎击，在白沙河以北打了起来。为此，市委决定向北转移，当天到了孙家沟，在那里继续举行会议。这次会议主要解决了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会议回顾了前一段的工作，认为自中央决定暂停解放青岛后，市委没有立即集中起来，利用有利时机，进一步开展各方面的工作。
　　第二，分析了形势，明确了方针。关于形势，会议一致认为，和平没有多大希望，只能说是争取和平。蒋介石积极备战，打，是不可避免的。关于方针问题，进一步肯定了今后党的工作仍以秘密工作为主，坚持“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同时，还研究讨论了市委撤退以后的工作部署，决定组成在市委领导下的崂山工委，由胡岩任书记，衣吉民、高子明任委员。3个人在武工队的掩护下，留在崂山地区继续工作。崂山3个区也要建立秘密工作。
　　第三，研究了青岛市内党组织的建立问题。为了统一行动，和国民党进行斗争，市内的党组织，不管是海西的，还是胶东的，要统一起来，建立支部和区委，以便统一部署工作，统一指挥，与敌人斗争。工人斗争、学生斗争，都要以合法斗争为主，广泛开展反饥饿、反内战的宣传和斗争。
　　第四，会议还研究了关于加强情报工作和保卫工作的问题。蒋介石要发动全面内战，对敌占城市的反动统治势必更严，在此形势下，加强情报、保卫工作尤其重要。要千方百计搞到敌人的情报，要搞好除奸工作，保卫党组织，保卫每一名党员和积极分子的生命安全。在此以前，就派遣了若干不同身份的人员进入市内，开展工作。以后，这项工作还要继续加强。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派去的人员，摸清了敌人伪造我们解放区货币“北海票子”的机关，就把它砸了，干得很漂亮。
　　总之，孙家沟会议很重要，会议前后开了七八天，因为“四·八”烈士遇难，表示致哀，中间休会一天。

　　会后，王尧山提出，工作方针已定了，既然市委又属于胶东区党委领导了，应该将会议精神向区党委汇报，听取区党委的意见。第二天，他就去莱阳，见到了林浩，把情况汇报了。林浩说，别的没有什么意见，只有一条，就是市内的党员都统一起来，按照地域、工作单位组成支部、区委。这样，以前互不认识的，这回全认识了，一旦一个党员被捕，气节不好，其他党员就有危险，党的组织就可能遭受破坏。因此，今后市外的领导机构可以统一，但市内各点、线不能搞统一。他还说，今后还是在市委领导下胶东管胶东的，海西管海西的，两下分开，各搞各的，这样还比较安全些。王尧山又返回来，向我们传达了，并表示同意林浩的意见，说，今后市委在方针上可以统一，也可定期开会，市内的党组织还是分开，不搞统一组织。这时，史甄、刘特夫等已回海西了，王尧山表示回华东局路过海西时，把此指示向他们两位同志做传达。
　　此后，青岛市的领导机构，名义上是一个，实际上仍是两个。一是市委，主要有我、宋子成、王建功3人；一是青岛工委，主要有史甄、刘特夫等。由于战争形势紧张，交通阻塞，后来市委没有再开会。
　　孙家沟会议是在华东局城工部副部长王尧山的指导下召开的。会议总结了过去的工作，认清了形势，明确了今后的方针、任务，是我管理青岛市工作以来，第一次召开的专门讨论青岛市工作的市委全体会议。
　　1946年6月，蒋介石全面进攻解放区。我们在崂山的机构全部撤退。崂山3个区的机关工作人员，还有许多党员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都撤出去了，我们市委也从孙家沟撤到当时的五龙县最南面的一个村庄——马家泊子。
　　当时，胶东区党委召开了地委书记、专员、县委书记、县长会议，传达了中央的《五四指示》，即土改指示。我参加了这次会议。散会后，我临返回青岛市委时，林浩对我说，全面内战已经爆发了，你们青岛市委一定要精干，有些工作可交南海负责，如武工队可交南海军分区领导，小工厂可交给南海行署管理，一句话，要尽量缩小机构。我回到市委，向宋子成、王建功、胡岩等传达了会议精神和林浩的指示；商量了机构缩小和武工队、小工厂划归南海的问题；还商量了撤退市委机关中的一些干部和在反奸反霸运动中的积极分子问题。并决定将公安局缩编为社会组，市委一些部门，如组织部、宣传部，和市工会合编为民运工作组。后来，撤出的干部和群众200余人，已转请区党委分别安置在莱阳、海阳各县和青岛。市内来往的秘密交通线就不走崂山线了，而是仍经南海地委布置的联络交通站。
　　10月份，市委机关紧缩后，区党委决定：调我回区党委分配工作——重新组成市委，由宋子成任书记，衣吉民、王建功为委员；撤销原崂山工委，崂山的工作由南海地委领导，继续在崂山地区开展敌后工作。 　　在我管理和主持青岛工作的几年中，有些什么经验教训值得注意呢？现在我试图探讨如下几个问题：
　　（一）青岛是帝国主义长期统治的战略要地之一，又是山东的重要工业城市，产业工人比较集中，他们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剥削最重，因而阶级觉悟、民族觉悟也较高。自1923年，由革命老前辈王尽美、邓恩铭在这里播撒革命火种，建立党组织以来，青岛党的组织几经破坏，几经恢复和发展，走过了艰难曲折的道路。
　　1937年“七七事变”后，青岛党的组织根据中央“关于敌后各级党的组织，都要发动武装抗日”的指示，组织了崂山游击队，分别奔赴诸城和高密。此时，原青岛市委已撤销。原胶东区党委鉴于这种情况，不失时机地在抗日战争初期，就根据中央的指示向青岛派遣干部，建立党的组织，是很及时的、正确的，也是必要的。
　　当时，胶东区党委针对青岛的特点，确定在建党工作上首先而且必须在工人阶级中打下党的基础，同时，也不放弃在青年学生中发展党员。所以在1940年初，派遣曲华打入青岛，一年多的时间，在工人、学生中各发展了一批党员，后经谢明钦进行初步整顿，开始奠定了以后党发展的基础。党员人数虽不多，但起着星火燎原的作用。
　　在1937年前后，国内阶级形势起了变化，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阶级矛盾降为次要矛盾。根据这一形势，胶东区党委指示，要进一步提高工人阶级的民族觉悟，把斗争的主要锋芒指向帝国主义。同时，也要看到阶级矛盾，以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这样就使工人、学生明确了斗争目标：反帝反封建。他们深切感到在实际生活中所遭受的苦难都是来自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因而很容易接受党的教育。
　　（二）在敌人占领的城市中，敌人的力量占优势，我们党的力量则处于劣势。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建党？如何活动和发展？如何领导群众进行斗争？在这些根本问题上党的方针正确与否，是关系到党在敌占城市生死存亡的关键。中央在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总结了王明“左”倾路线统治时期，在白区党几乎损失了百分之百的血的教训，肯定了“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为开展敌占城市工作的方针。在活动方式上，采用合法与非法斗争相结合的原则，力戒一切“左”的行动。实践证明，中央的这一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在白区工作上，胶东区党委坚决贯彻执行了中央的这一方针和指示，除向胶东各级党的组织、城市工作者及敌占城市的党员普遍传达、进行教育外，并经常检查执行情况，解决执行中的问题。如果说我在党组织领导下管理主持青岛工作的几年中有一定成绩的话，首先应当归功于中央制定的正确方针。从几年的工作实践里使我深刻体会到，在工作中，只有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正确方针，才不至于迷失方向而犯错误，使工作遭受损失。我也联想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要求我们纠正各种“左”的倾向，这是在思想战线上的拨乱反正，是非常重要的。不这样，就不能保证“四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三）向敌占区派遣干部作为地下秘密工作的领导或骨干是必要的，但在选择干部时，要作慎重周密的考虑，要想到他们进入敌占城市后，能否取得合法身份及社会职业，能否站得住并长期待下去。在根据地工作时，是否公开接近各阶层的群众，是否都认识他。这些都是我们从谢明钦被捕、李晨牺牲等血的教训中总结出来的，即选择秘密工作干部的条件。谢明钦来青岛既无合法身份，也无社会职业，东藏西躲，最后在盐滩开会，研究开设豆腐坊时被捕。在1941年10月间回胶东区党委时，已说过杨真、张辽等有培养前途，当时完全可以考虑把谢明钦和曲华调回，放手让土生土长的党员同志工作，使其锻炼提高，担负一定的领导职务。可惜没有这样做，终致谢明钦被捕。李晨则是因为在根据地时，认识他的人太多，打入青岛后被坏人告密而惨遭杀害。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至今回想起来仍然令人痛心。
　　（四）1946年春，在市郊发动农民开展肃奸反霸诉苦斗争，虽然时间不长我们就撤退了，但这一斗争促进了农村工作同城市工作的结合，既提高了农民的觉悟，又使工人受到了教育，从而扩大了革命力量，扩大了党的影响，为后来工作的开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五）在敌占城市里开展工作，不能孤立地进行党的建设和群众工作，同时还必须搞好党的情报、保卫和统战等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能“知己知彼”，免遭敌人破坏而做出较大的成绩。在这方面，宋子成、衣吉民及其他战斗在敌人心脏里的同志做了大量的工作，而且是比较成功的。
　　在这段历史过程中，我在原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原胶东区党委领导下做了一些具体工作，其中，有经验，也有教训。今天加以回顾，尽管是片断的，我也愿意把它再传下去。如能对不了解青岛党的斗争历史的青年党员，起到点“不要忘记过去”的启示作用，那我就感到满意了，也算是我晚年又为党做了一点微小的工作吧。

　　王台（1910—1986），男，山东省文登县（现威海市文登区）北凤口村人。1934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1月任沟于家党支部书记。1935年春任中共文登一区区委书记，1月任中共文登临时县委书记。参加了中共胶东特委领导的“一一·四”暴动并任第一大队政委。1936年1月任胶东特委巡视员。1937年12月，参加天福山起义。1938年，任胶东特委机关支部书记、文登中心县委委员、组织部长。1939年，任东海地委委员、组织部长。1940年8月，任胶东区党委巡视团团长。1941年夏，兼胶东区党委组织部城工科科长。1943年，任胶东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1944年到山东分局党校学习，后任胶东大队支部书记。抗日战争胜利后，任青岛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9月，兼任青岛武工大队政委。1945年12月，任青岛市委代理书记。1946年10月，任胶东区党委秘书长。1951年8月，任中央财经委员会编译室副主任。10月，任建工部教育司司长。1961年2月，任科学工业出版社社长、党委书记。“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审查。1969年7月，任工业出版社“革委会”副主任、党委书记。1973年4月，任科学出版社党的领导小组组长。1982年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