鸭绿江告诉你：战地记者亲历的抗美援朝

        鸭绿江告诉你：战地记者亲历的抗美援朝

孙佑杰

        1952年初秋，我因病自朝鲜战场回国，到了丹东鸭绿江边。跳下志愿军二十七军后勤部的汽车，独自一人走在大铁桥上，没人知道我在想些什么。

孙佑杰

一

        我的故乡在胶东半岛的文登。文登历史悠久，当年秦始皇东巡到这里，“召文人登山”，因而得名。

        东鲁遗风至今在，十万人家读书声。这是北宋大文学家苏轼（一说苏辙）任登州（现蓬莱）知府时的诗句，说的就是我故乡文登好学的民风。

        到了清朝顺治年间，文登7人同时中了进士，有的父子同榜，有的兄弟连镳，世人不禁连连惊呼：“文登学！”

        佩剑对弯弓，诗书瞭苍穹，这是家乡读书人自古以来的追求。全面抗战爆发后，文登最先拿起武器抗击日寇的也是一些觉悟了的读书人。1937年12月，中共胶东特委领导家乡人民在天福山举行抗日武装起义，成立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1938年2月，在雷神庙与烟台来的日军激战，打响了胶东武装抗日的第一枪。

        雷神庙战斗在临近的牟平，消息第二天就传到了文登。当时，我还在读书，但这件事对我影响很大，它让我懂得了家国情怀。后来我在同乡的带领下，穿过数道日伪封锁线，辗转到了栖霞的北部山区胶东抗大，成了一名战士。

二

        “抗日上战场，喜报传故乡。生要立大功，死就当英雄！”这是我读胶东抗大期间白纸黑字立下的志向。不料，毕业后一纸调令，我成了抗大宣传队的一名文艺兵。胶东抗大刚成立了宣传队，急缺文艺骨干，我有文化、会画画，还能拉一手好胡琴，宣传队选人时第一个就选中了我。

        来宣传队前，部队首长交给我的任务是“以文为枪”。当时，宣传队只有十几个人，虽然都有些爱好，但要排演文艺节目实在困难。我一天到晚琢磨着“以文为枪”这句话，受当地皮影戏启发，我想到了尝试制作“土电影”。

        一天晚上，我找来一个放大镜，固定在硬纸壳上，再用煤油灯光照射，室内墙上立马映出了玻璃幻灯片。在抗大修械所工程师的帮助下，经过反复试验，最终制成了以汽灯为光源的铁制幻灯机。后来，我又对幻灯机进行了改进，研究出了同时放映一静一动两幅幻灯片的方法，让十分宝贵的战地照片和我画的美术画成了会动的“土电影”。

        这个“土电影”，在胶东抗日根据地是首创。抗战期间，我虽然没被当成杀敌英雄，但凭自己发明的“土电影”，当选为胶东抗大模范工作者。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后，胶东抗大宣传队调入华野九纵文工团，我的任务仍然是搞“土电影”。因为要搜集制作“土电影”的素材，我经常下部队到火线，时间久了，心里萌生了一个念头：有朝一日，能当上一名战地记者该有多好！

        1950年10月，凭着在济南战役写的一篇战地新闻《七斤月饼》，我被调到二十七军胜利报社。没多久，二十七军奉命参加抗美援朝。我跟随一线作战部队入朝，成了名副其实的战地记者。

三

        二十七军接到了自江南北上的命令，我随二十七军军部自浙江平湖乘火车到了山东的泰安。在泰安集结待命一个月，整个部队像在闷葫芦里闷了30天，直到11月1日，才接到继续北上的命令。

        那清一色的闷罐车，像是被憋疯了，喘息着，呼啸着，吼叫着，无论大小车站，一路不停，昼夜向前飞奔。

        我所在的车厢里全是二十七军政治部营职以下的官兵，但这是到哪里去，又干什么去，谁也说不清道不明，一切只能凭猜测。车厢里的唯一光亮是两盏马灯，晃来晃去的晕光，让闷罐车厢越发出奇地安静。闷罐车到了山海关停下来，一名通信干部送上来一份密封文件，铁门又很快关上了。车过山海关，这才传达了中央军委10月27日16时的密电令：二十七军出兵朝鲜作战。

        消息一经公开，闷罐车厢里像是炸了的热锅，大家热烈地讨论起来。我清晰地看到，官兵们的脸上不光有亢奋，还有凝重。

朝鲜战争期间的孙佑杰，时年24岁

        11月4日，部队到达了鸭绿江边的安东。当时，第一次战役已在西线打响。晚8时，二十七军指挥所率八十、八十一两个师乘火车进入朝鲜。因发现东线山区也有美军向北推进，部队又奉命撤回安东，再乘列车于12日下午7时到达临江。

        这时，二十七军的七十九师由后卫变前卫，我跟随七十九师，跨过鸭绿江上的一座水泥大桥，第二次进入朝鲜，去对付东线北进的美军。部队冒着风雪，经过一夜的急行军，于黎明前到达朝鲜的中江镇。

        中江镇是一个群山环抱的大村子，坐落在南北走向的公路边。这里是朝鲜最冷的地方，气温最低达零下43度，但志愿军的到来，让冰冷沉睡中的村庄沸腾了。男女老少个个喜笑颜开，热情帮助部队搬东西，腾房子，烧开水，烤棉鞋，唱歌跳舞欢迎志愿军。

        天放亮后，为了防止美机空袭，部队吃过早饭一律到村边山上隐蔽休息。我所在的七连指导员关心我，说我是军部记者，是在村里继续休息，还是去山上隐蔽，由我自己定。我觉得部队第一天秘密入朝，离东线的敌人还远着呢，美军的飞机也不一定来。于是，决定先在房东的热炕头睡一觉，再到山上去隐蔽。正当我酣睡之际，屋外传来房东大娘一阵惊恐的呼喊声：“旁空！旁空！扁机瓦扫，扁机瓦扫，帕里帕里卡！”

        入朝前，政治部朝鲜常用语培训抓得紧，所以我听得懂房东大娘的喊声：“防空！防空！飞机来了，飞机来了，赶快跑啊！”

        我立即警觉起来。入朝前夕，我在鸭绿江边曾目睹对岸的新义州瞬间被炸成一片火海，深知美军飞机的猖獗与厉害，便急忙跳下土炕，顾不得拿背包和大衣，提着手枪就往外跑。

        趁着美机转弯之机，我一口气跑出了村庄，在积雪的河滩上匍匐前进，钻进两堆灌木丛中后，我一动不能动了，已经没有力气再跑了。

        我仰望天空，庆幸自己逃出了轰炸圈。不料，一架美机朝我俯冲下来，它一抬屁股，几发炮弹带着刺耳的声音就下来了。美军的飞机为了制造恐怖，特地在炸弹上安装了风哨子，炸弹一出弹仓，“呜呜”的刺耳声响彻天空。

        我懂防空知识，落在远处的炸弹是长的，落在近处的炸弹是圆的。经验告诉我，其中一发炮弹会落在我的南侧。跑是来不及了，我立即向北打了一个滚儿，脸面朝下，闭上眼，张大嘴。心想，该死该活就这么着了。

        一声山崩地裂般的巨响过后，我随即被沙土活埋了，只觉憋得喘不过气来。等我奋力从沙土里抬起身来，才知道毫发未损。我抹掉脸上的沙土，发现身边一米多处被炸成了一个巨大的深坑。如果不打那个滚儿，我的命就丢在河滩上了。

        敌机飞走了，整个中江镇都在燃烧。我急忙向镇中跑去，路上正好碰上了七连通讯员小刘，他刚才去房东家没发现我，便带着我的东西出来找我。他说，早饭后，指导员再三交代他要保护好我的安全，接着就和连长到镇北面营部开会去了。我一听顿觉凶多吉少，立即同小刘向镇北烟火弥漫的营部住处奔去。

        灾难的惨状比我想象的还要严重，营部的住房已成了废墟，来三营营部开会的各连连长和指导员，加上营部的领导和通讯员，总共20多人，除教导员负重伤被抢救出来外，其余全部壮烈牺牲，而且都被烧得面目全非。

        小刘冒着木屋还在燃烧的火焰，在惨不忍睹的死人堆里找到自己的指导员，跪在雪地里号啕大哭，说自己没有保护好指导员。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这句古诗用在这里，再恰当不过了。

四

        这时的中江镇里已不见人影，悉数被大火烧成一片废墟。面对敌军的凶残，部队官兵除了悲伤就是仇恨，恨不得几步跨入阵地，与美军对打厮杀，为牺牲的战友报仇雪恨。

        二十七军预设的阵地在长津湖一带。掩埋了牺牲的官兵，在冰天雪地里，部队又开始了夜行。

        我跟随七连进入狼林山脉后，雪更大了，风更狂了，酷冷达到了滴水成冰的程度。路上每个人都成了雪人，浑身上下白花花的，连眉毛和胡子上也结了冰凌。

        我很幸运，入朝前发齐了棉装，可有些官兵仓促入朝，未来得及领齐棉帽、棉鞋和棉手套，行军中吃了大苦头。

        七连的许多官兵脚上穿的还是力士胶鞋，由于急行军两脚有热气，开始雪花落在鞋面上化成水，继而又结成了冰，最后双脚、袜子和鞋冻在一起，走起来“嘎嘎”作响。脚面皮肤皴裂后，鲜血再顺着冰碴缝隙往外渗，直到第二天拂晓宿营，才看到胶鞋上有一片淡红色的花纹。

        行军途中休息，一个江苏籍的战士站在冰冻的路上一动不动，结果力士鞋就与冰雪地面冻在一起。待开始行军，他用力一抬双脚，鞋帮与鞋底分了家。还没有一分钟，袜子与地面又冻在一起，他再一抬脚，袜子也冻在地上了，露出了两只光脚。

        一位四川籍老兵，胡子上结了冰凌，他嫌冰凌碍事，用手往下一捋，竟连胡子带皮全扯了下来，痛得“嗷嗷”直叫。

        十六炮团二营的一个炮兵，出发前习惯性地去摸摸迫击炮身，手掌瞬间被粘去了一层皮，当时他还觉不出来，停了一会儿才疼得龇牙咧嘴。

        行军还好说，苦的是雪山露营。当时，每人只有一床薄棉被，一床小棉褥子，一件棉大衣，还有一块防雨布，根本经受不住高山严寒的侵袭。

        第一次露天宿营，随军摄影记者史云问我怎么睡，我对他讲，打通腿，睡一个被窝。我们在避风的雪地上挖出一条雪槽，垫上树枝树叶，铺上雨布和褥子，俩人头靠着脚，背靠着背，屁股贴屁股，再盖上两床被子和另一块雨布，最后用各自的大衣蒙住头。开始，还能听到风雪的呼啸声，不一会儿就进入了梦乡，仿佛全身都进入了冬眠状态，一直到听见有集合号响才醒来。

孙佑杰的木刻作品《宿营》

        我入朝后的第一幅木刻作品叫《宿营》，里面刻画了两位在冰天雪地里宿营的志愿军，一个说的是我，另一个说的是史云。

五

        露天露营最苦的是配合二十七军作战的炮兵十六团。炮团运炮全凭战马，榴弹炮用10至15匹马拉，野炮用6至8匹马拉。若失去了战马，大炮就寸步难行，所以炮团的官兵拿着战马比自己还要紧。

        一天夜里，炮团刚爬上一个山顶，天就亮了，为防飞机空袭，只好在树木稀少的山顶露营。战马休息也需要伪装和保暖，官兵们找来松树枝叶搭在战马的身上，可是战马觉得不舒服，一会就把松树枝叶都抖掉了。无奈，战士们只好把自己的棉大衣反过来披在战马的身上，再拆下自己棉被的白布里，将棉大衣绑在战马的身上。这次高山露营，战马安然无恙，但却冻伤了100多名官兵。

        部队继续昼宿夜行。一天夜里，七连刚要过一座桥，却被炮团的大炮挡住了去路。我走向前一看，一门10匹战马拉的榴弹炮停在那里，原来一匹枣红马的前蹄陷进了桥缝，大炮进不得也退不得。

        奔赴长津湖，十万火急。唯一的办法是将这匹战马枪毙，再换一匹备用战马。炮兵视战马为“无声的战友”，怎么也不忍心朝战马开枪，只好请步兵开枪。步兵不管这一套，一位班长拔枪就要打。这时，旁边几名炮团战士冲过来，护着战马的头对步兵说：“战马也是人，你有能耐，朝老子开枪。”

        眼见炮兵和步兵要打起来了，炮团的值日军官赶紧上前喝退了炮兵战士。一声枪响，战马倒地毙命。炮团的战士哭了，一个高个子大脸盘的炮兵抱着战马的脖子，边流泪边自语道：“我们一起南征北战好几年，可来朝鲜还没打一仗，你就牺牲了。”

        我愣愣地站在一边，看着眼前的一切，心在流泪。战争，让人心变得无情，又十分地软弱。

        炮兵十六团自1946年成立后，一直配合二十七军作战。团宣传股长叫张采正，是我读文荣威联中的同学。入朝后，他带工作组下到炮团二营，那匹被枪毙的战马就是炮团二营的。

        行军路上，张采正对我说：“炮兵的生活比战马还苦，宁愿自己挨饿也不能让战马挨饿。有个战士实在饿极了，偷吃了一把喂战马的生黄豆粒，不但吃坏了肚子，还按规定受到了纪律处分。”

六

        部队除了打仗，吃穿也是少不了的。可在朝鲜，打仗难，吃穿更难。起初，先头部队入朝，当地老百姓杀猪宰鸡，有的还拿出高丽参和黄酒招待志愿军，到后来，连朝鲜人不稀罕的土豆也稀缺了。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美军更懂得这个道理，它的飞机专门打运输部队的火车和汽车。二十七军仅有的15辆汽车，入朝的第一天就报废了12辆，剩下的3辆也没有按时到达预定位置，几万人的后勤运输线一时被完全切断了。

        这时，饥饿难耐的官兵到了宿营地，以连、排为单位自行到附近村里寻找食物。一天早晨，部队在一个山村宿营。为了跟当地人学朝鲜话，我带上手枪独自进了村里。可家家户户“空舍清野”，不用说吃的，连个人影也不见。我接连进了几户人家，都是房门紧闭。

        突然，听到不远处有志愿军在争吵，走过去才明白，原来七连司务长发现菜园地窖里有土豆，便通知各排来领土豆。来领土豆的战士中，有一位分管连队群众纪律，他见老乡不在家，坚决不同意。

        司务长见我来了，就把难题抛给了我：“你是军部的战地记者，你来决定吧。”

        起初，我也是犹豫，可面对饥饿难耐的战士我犹豫不得。我对那位分管群众纪律的战士说：“现在让大家吃饱肚子是头等大事，土豆可以拿走，但要给老乡留下借条。”

        部队离开之前，文书在一块木板上写下了连队的番号和拿走土豆的数量与日期，牢牢地插在了土豆窖子上。长津湖战役结束后，司务长专门来到这个村子，当面向老乡赔礼道歉。

喝冰雪水的志愿军战士

        经过十几天的长途跋涉，二十七军终于出敌不意到达长津湖畔的预定作战地区，将“北极熊团”（美军第七师三十一加强步兵团）死死围住了。这个时候，我奉命回到了军部的报社。

        11月27日，长津湖战役打响。打到第三天，我冒着鹅毛大雪走了10多里夜路，循着电话线，好不容易找到了二十七军指挥所。

        指挥所设在半山坡上的一栋草屋里，除了一位值班参谋和两位哨兵外，其余的人都在屋里睡觉。草屋里外两间火炕上，躺着军长、政委和司、政、后的部门首长，以及参谋、警卫和房东老乡三十多人，人挤得像是沙丁鱼罐头。满屋都是沉沉的呼噜声，一副几天几夜都没睡觉的样子。

        借着昏暗的马灯，我费了好大劲才挤进一只脚，可引来一位朝鲜小女孩烦躁的喊叫声。小女孩一喊，我的睡意就没了。

        我来到外间和值班参谋聊天。我问值班参谋，指挥所为啥这么安静。值班参谋说，部队冻伤过万，冻死上千，攻击伤亡也很大，而且弹快尽粮已绝，只有等二十军赶来增援，才能继续发起进攻。

        我又问值班参谋，哪个部队打得最惨。值班参谋说，你去新兴里的八十师吧，这个师打得十分惨烈。

        草屋外面有个喂牲口的草棚子，棚子底下有个大草筐，我钻进草筐里眯了一个多小时，天刚亮就去了八十师在新兴里的阵地。

        在八十师，我走了几个阵地，走一个心就咯噔一下子。阵地上的战士们饿得眼睛冒光，见美军停止了反击，便纷纷到庄稼地里扒开厚厚的积雪，寻找老百姓收割时落下的一些谷穗，捡到了的直接放进嘴里嚼吞，捡不到的只好回来喝冰水充饥。

        我的老战友戴庆奎还对我讲过一件事，我至死都不会忘记。

        连队发起冲锋前，有位战士对连长说：“连长，我不怕死，你让我吃顿饱饭吧！填饱了肚子，我好有劲去杀敌！”刚烈的连长转过身去，他哭了！因为他和战士们一样，也是几天没吃东西了。戴庆奎已经去世多年，这位战士的名字，我至今没有查到，是牺牲还是健在，已经不得而知了。

        长津湖战役，二十七军消灭了“北极熊团”，将美军赶出了咸兴。部队占领咸兴后，后方才送来了炒面和牛肉干，炒面只够吃一顿，牛肉干每人一小包。那牛肉干是宝贝啊，这是入朝一个多月来，第一次吃到祖国运来的肉食。我舍不得吃，每次只口含一小片，像吃糖块一样，用口水化着吃。

 七

        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后，我的眼睛出现了问题。因为长期在一线阵地采访，眼睛被美军炮弹散发的气体熏坏了，去后方医院治疗也不见好转，不仅疼痛流泪，夜里无法入眠，连稿子也看不清，部队只好安排我回国治疗。

        第二天晚上，我乘坐后勤部的汽车到了鸭绿江边。眼看就要离开朝鲜了，我请司机停车，独自一个人徒步走过了鸭绿江大桥。

        站在大桥上，我瞭望南北，朝鲜这边一片沉寂，对岸的祖国灯火辉煌。就这么一江之隔，却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回国住进野战医院，我的眼睛得到了彻底治疗。1952年10月，二十七军也奉命回国。后来，我调到了济南军区的《前卫报》，先后担任编辑、编辑部副科长。

        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济南是一座美丽的城市，但留给我的却是战火的记忆，我想起了济南战役时采写的《七斤月饼》里的主人公。

        一个周日，我提着七斤月饼去看这户人家。女主人说，这么多年了，你还记得这七斤月饼的事呀。我说，我怎么会忘记呢，这《七斤月饼》让我成了一名战地记者。女主人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如果能不打仗，不用说拿走了7斤月饼，就是拿走70斤我也认了。

        人没有喜欢战争的，尤其是百姓。

        孙佑杰，山东省文登县（现威海市文登区）孙家埠村人。1945年入伍胶东抗大，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八路军胶东抗大宣传队员，华野九纵文工团团员，中国人民志愿军二十七军正连级战地记者，济南军区前卫报社少校副科长，华东石油学院政治部军代表。战争年代主要从事战地记者工作，参加过华东许多重大战役和抗美援朝战争，10次荣立战功。作为二十七军军报《胜利报》的战地记者，孙佑杰用手中的笔和刻刀，生动地记录下志愿军战士一把炒面一把雪的艰苦岁月。1979年转业到烟台日报社任副总编辑。1990年离休，荣获“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来源：中共威海市委党史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