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捐献协调员:奔走在生死边缘 连接起生命两端

对话

“在威海，器官捐献协调员只有我自己”

李松柏是如何从事器官捐献协调员这一职业的，在九年的职业生涯里他都遭遇过什么样的状况，有着怎样的心路历程？记者为此与其进行了对话，为大家展现这一陌生又令人尊重的职业中酸甜苦辣。

李松柏的器官捐献协调员证书

记者：您是怎样从事这份工作的？

李松柏：2010年初，按照中国红十字会要求，省红十字会被列为器官捐献试点省份，我市同步开展器官捐献工作。我是威海市红十字会的一名工作人员，又是学医出身，所以，按照组织要求，成为一名器官捐献协调员。当时，我参加了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举办的协调员培训，系统学习了相关文件和基础知识，经过严格考核后，获得了相应资质和证书。

“在威海，器官捐献协调员只有我自己。据我所知，到目前为止，全国总共才两千多名器官捐献协调员。”

记者：干这行您有顾虑吗？

李松柏：说实话，起初我也有顾虑，感觉这份工作不好做。后来我想，既然组织安排我去做，那我就全力以赴做好。时间过得真快，一晃9年过去了。

记者：您接手的第一例捐献者还记得吗？

李松柏：一辈子也忘不了。那是2012年5月30日凌晨一点左右，那天还下着雨，这名患者已达到捐献状态。接完电话后，我冒着雨开车往烟台赶。当我见到捐献者的家属时，对方很悲伤。虽然那时我还一点经验没有，但还是按照程序顺利地做了下来。事后，捐献者家属一句话给了我莫大鼓舞：“孩子的器官可以用来救活别人，这也是一种生命的延续，谢谢您帮我们完成了这个心愿。”这次成功让我更加清楚器官捐献的意义，更觉肩上责任重大。

记者：遇到捐献者家属情绪激动时，您也会控制不住吗？

李松柏：说实话，我也想掉泪。但这份工作要求我不能这么做，我只能忍着。因为，捐献者家属需要我来安抚，有些后事需要我去做。

记者：这份工作苦吗？

李松柏：怎么说呢？这种苦与大家平常所说的苦是不一样的，体现在多方面。一是要经常面对生死离别，面对捐献家庭的悲伤、痛苦和无助，我内心真实的情绪是被压抑的，时间长了，感觉很痛苦，心理压力会很大。这个压力靠别人是排解不了的，只能靠自我疏导。二是有的时候，捐献者家属因悲伤常常不吃不喝不睡，我就得陪着他们不吃不喝不睡，这个过程很累。我这个人心脏不太好，一旦感觉身体顶不住了，就赶紧拿一粒速效救心丸放在嘴里含着，然后该干嘛干嘛。三是要经常出差，很多时候是说走就走，然后在路上跟妻子说一声。另外，休假日不多。因为，从出现潜在捐献者到捐献结束处理完所有事宜，在每个捐献者身上平均要用4天左右，按照我去年完成30个捐献案例算，基本上全年无休。

记者：捐献手术整个过程，您都在场吗？

李松柏：全程在场，这是我的职责，后续的事宜也由我来负责。

记者：您最心痛的是什么？

李松柏：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在眼前逝去，尤其是白发人送黑发人的那种悲痛，那是捐献者家属一生都抹不平的伤痛。

记者：您最无奈的是什么？

李松柏：捐献者的器官已经进行分配了，但在捐献器官手术时才发现，器官存在病变等原因不能进行捐献。这不仅白白浪费了捐献者和家属的爱心，也让一个刚刚重燃希望的家庭再度陷入灰暗。

记者：您最感动的是什么？

李松柏：最让我感动的是，不少捐献者家属都积极投身器官捐献宣传，并与我保持着联系。他们有的会每天给我发一句早安，有的会在节日里送上祝福。

记者：您和捐献者家属关系怎样？

李松柏：我从未忘记过他们。在我的工作记录中，记录着每位捐献者的生日，每到清明或他们生日的时候，我都会发短信给捐献者家属，表示缅怀。现在，我已成为捐献者家属的情感寄托，我让他们觉得，自己的亲人还以另一种方式活着。

记者：如今我市器官捐献的情况怎样？

李松柏：刚开始，我带着器官捐献协调员证书一家一家医院跑，逐个科室讲解器官捐献的意义，但收效甚微。从2015年开始，威海市红十字会和卫生系统在全市二甲医院以上的ICU，神经外科设立器官捐献宣传展板，设立信息员，这让潜在捐献者的数量变得越来越多。截至2018年底，我完成了42个捐献案例；仅2018年，就完成30例。如今，很多人加入到器官捐献志愿者这个队伍，我岳母就是其中一员。我希望更多的人能正确认识器官捐献这件事，让更多的生命得以延续。

记者：如果有人想做器官捐献协调员，您想提醒他们啥？

李松柏：作为一名器官捐献协调员，要具备一定的医学教育背景和医学实践经验。因为在接触捐献者过程中，器官捐献协调员首先要初步判断，捐献者是否符合器官捐献条件，并且在和医院、患者家属沟通的过程中，也需要专业的医学知识背景。